柏辽兹(第15/20页)

柏辽兹猛刮这些飓风,就是为了对人民说话,为了在人类的这潭死水里掀起轩然大波。他的《安魂曲》也是“最后的审判”,但它不像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米开朗琪罗创作)的那幅《最后的审判》是为了警醒一帮大贵族;而是为了唤起民众,一群兴奋躁动颇为粗鲁的民众。他的《拉科奇进行曲》与其说是一首匈牙利进行曲,毋宁说是唤起革命群众投入战斗的冲锋号;它在叫人发起进攻。〔72〕

瓦格纳在听了《葬礼和凯旋交响曲》之后也不得不承认:柏辽兹是“创作褒义意义上的通俗音乐的大师”。

瓦格纳写道:“聆听这首交响曲时,我有个鲜明的感觉;街上任何一个穿蓝衣戴红帽的小男孩都能一下子就听懂它。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摆在优于柏辽兹其他作品的优先地位。从头到尾它都是那么宏大和崇高;从它最初表现怜悯之心,到最后赞颂神灵的光荣。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美好的爱国主义情怀;但又恰到好处,适度而毫无病态的夸张。我要欣然表达我的这样一个信念:这首交响曲将点燃人们的热情,鼓舞他们的士气,并将同一个叫法兰西的国家一道永存。”(写于1841年5月5日)

这样伟大的作品怎么会被我们的共和国忽视呢?它们在我们的公众生活中怎么会没有地位呢?它们为何不能成为我们重大庆典的一部分?假如你没有见到我们国家这一百年来忽视艺术,你一定会对这种现象感到吃惊和疑惑。假设把柏辽兹需要的一切手段都给他,假设他的作品在法国革命的庆典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什么奇迹不会创造出来呢?不幸的是,我们必须得补充,在这里,他的性格又成了他天才的敌人,这位音乐自由的倡导者在他生命的晚年变得惧怕起自己来,并在他自己原则的成果前退缩,转而复归古典主义。于是,这位革命家蜕化变质,反倒生气地诽谤起大众和革命运动来,大谈什么“共和的瘟疫”,“肮脏而愚蠢的共和制”,“街头搬运工和拾破烂者的共和国”,等等。真忘恩负义!他欠下这些革命运动、民主风暴和民众暴动很多。他彻底否定了自己天才中最精华的部分。这位新时代的音乐家钻进过去的避难所里躲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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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又有何关系?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他毕竟为艺术开辟了光明大道。他为法国音乐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为她摆出了她过去从不敢想的可能性。柏辽兹为我们找到了一种真诚、富于表现力、摆脱了外国传统、源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根基深处并反映我们(法兰西)民族魂的音乐语言。这种语言符合他的想像力,符合他敏于诗情画意的本能,符合他稍纵即逝的印象,同他丰富细腻的感觉吻合。他为我们这个欧洲最伟大的共和国奠定了民族和通俗音乐的强大基础。

这些都是他闪光的品质。倘若柏辽兹具备瓦格纳那样的理性力量,并最充分利用自己的音乐直觉,倘若他具有瓦格纳的意志,并把自己的天才灵感塑造、焊接成一个坚实的整体,那么我敢说,他本会掀起一场比瓦格纳的革命更伟大的音乐革命。这是因为,瓦格纳虽然更坚强,更能驾驭自己,但他不如柏辽兹有独创性,究其根底,他只不过是终结了一段光荣的过去。

这场革命仍能实现吗?有这种可能;不过它已经可悲地推迟了半个世纪。柏辽兹悲伤地估计,到1940年前后人们才会开始理解他。〔73〕

不管怎么说,不必为他肩上承担的伟大使命过重而吃惊。毕竟他是太孤单了〔74〕。随着人们最终把他抛弃,他的孤独感反倒减轻了。在那个瓦格纳、李斯特、舒曼和弗朗克的时代,他孑身一人;他孤独,但却在心里装着整个世界,他的敌人、友人、仰慕者及他自己都没充分意识到这点。他孤零零的,并倍受孤独感的煎熬。孤独、孤独……他青年及老年写的音乐里始终重复着这个词,它反复出现在他的《幻想交响曲》和《特洛伊人》中。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我从我面前他的肖像里读到的就是“孤独”这个字眼。这肖像就是他的《回忆录》里的那幅美好的肖像,他的面容悲伤而严厉,仿佛在责备那个把他如此误解了的时代。

注 释

〔1〕“而你呢,俄国,你拯救了我……”。(《柏辽兹回忆录》)——原注

〔2〕巴拉基列夫(1836—1910),俄国作曲、钢琴、指挥家,“强力集团”首领,对柴科夫斯基有很大影响,作品有交响诗《塔玛拉》、《俄罗斯》等。——译注

〔3〕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以明暗对比、构图完美、善于表现人物神情和性格见长。——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