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辽兹（第9/20页）

哦，可悲可叹的命运！有些伟人的生命活得比他们的天才长久，可柏辽兹却是天才超过了他求生的欲望。他的天才仍在那儿；你能感觉到它在“特洛伊人在迦太基”第三幕的那些庄严壮丽的篇章里。然而柏辽兹却已不再相信自己的力量；他对一切都丧失了信念。他的天才之树由于缺乏养料而渐渐枯萎凋残；它成了悬浮在空坟之上的一束野火。瓦格纳在他晚年的同一时刻，灵魂正在保持其光辉的飞扬；它在征服了一切之后，取得了为追求信仰而不惜抛弃一切的至高胜利。《帕西法尔》中的神圣之歌仿佛回响在一座辉煌的圣殿里，并且用以下的福音回答了阿姆福塔斯（Amfortas）苦难的呼唤——“Selig in Glauben！Selig in Liebe！”（德文：“在信仰中极乐！在爱情中极乐！”）

二

柏辽兹一生的创作并不是分布得很均匀，它是在几年之内完成的。他的创作活动不像瓦格纳和贝多芬那样似一条长河的不息奔涌，而是像一座天才火山的一次性喷发，其火焰把整个天空映红片刻，然后就逐渐熄灭（1830年，鲁杰·德·李斯勒称柏辽兹为“一座喷发的火山”。）。下面我就试着向你阐述这团奇异的火焰。

有些柏辽兹的音乐品质奇妙得无需我在这里再加赘述。他的器乐色彩十分绚丽迷人，摄人心魄；〔37〕他对音色有非凡的独到发现；他发明了新型的混音细微层次（nuances），如在《安魂曲》的“Hostias et preces”（赎罪与祝愿）中那段著名的长笛与长号的混合乐段，又如对小提琴和竖琴混合和声的奇妙运用。此外他的乐队十分庞大，音色十分朦胧。这一切很有利于表现微妙的思想和情感。〔38〕想像一下如此创新在当时引起的轰动吧。柏辽兹在第一次听到它们的效果时是第一个大吃一惊的人。他在《法兰克人士师序曲》的演奏现场失声痛哭，撕扯自己的头发，并俯倒在定音鼓上泣不成声。在柏林演出自己的《Tuba mirum》（喇叭喧鸣）时，他几乎晕倒。与他最接近的作曲家当数威伯，可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柏辽兹到了晚年才认识威伯。可是威伯的音乐远不如他的音乐那么丰富和复杂，尽管它充满神经质的华丽和梦幻般的诗意。总之，威伯比他世俗得多，而且更像个古典主义者；他缺乏柏辽兹的那种革命激情和平民般的蛮力；他不如柏辽兹那样富于表现力，不如他气势宏大。

柏辽兹怎么能几乎从一开始就拥有配器法的天才呢？他本人说过，他在音乐学院的两位老师没教过他一点管弦乐配器法：——

莱絮厄尔在这方面的知识很有限。莱沙的木管乐器知识特别丰富，但我觉得他在它们的配器组合上观念不是很先进。

柏辽兹是自学成才。他习惯在观看歌剧演出时边看边读它的总谱。他说〔39〕：“通过此法，我开始熟悉管弦乐队的使用法，知道了它的表达法和音色，以及大多数乐器的音程和构造等。通过认真比较某种乐器及其产生的音响效果，我了解了把音乐表现同乐器法这门特殊艺术联系起来的那种内在机制；但在这上面没人引导我入门。我是靠研究三位现代大师——贝多芬、威伯和斯庞蒂尼——的方法，靠不带偏见地系统了解乐器法的传统以及那些很少应用的形式和组合、靠同乐器演奏家们交谈、靠让他们在不同乐器上奏出我要求的效果、再加上一点我的直觉，而掌握了管弦乐配器法的。”（《回忆录》）

没人怀疑他在这方面是个创始者。没人对瓦格纳戏称他“像个鬼才”表示异议，或对他在表达技能上表现的驾轻就熟无动于衷。他对洪亮音响的驾驭加上他的创造力，使他成为音乐的魔术师和音色及节奏的主宰。连他的敌人也承认他有这种天赋，譬如瓦格纳。后者不公正地企图把他的天才局限在狭隘的范围之内，并把它贬低为“一架带着无穷独创性和绝对足智多谋之轮的车辆……机械制造上的一个奇迹。”〔40〕

尽管柏辽兹不是触怒便是吸引人，但他还是凭其性急的热情，日渐增长的浪漫和丰富的想像力总是给人以诧异；这些特点正在并将继续使他的作品成为他这个时代最有诗情画意的杰作之一。他那猛烈的狂喜和绝望之力，他那强烈的爱憎，他对生活的永远渴求，这些都是使《本维努托·切里尼》中的民众和《浮士德的沉沦》中的大军热血沸腾、群情激昂的因素。它们撼山岳，惊天地，泣鬼神，绝不会被消灭，并始终保持如饥似渴的贪婪和“热情，哪怕主题远离激情；但同时也能表达柔美的情感和深沉的宁静”。〔41〕

对于这种火山爆发般的强力以及这种青春与激情的洪流，人们尽管可以说三道四，但却不可能加以否认；否认它们的存在，无异于否认太阳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