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5/7页）

就宗教习惯而言，父亲遵守的是一种文化保守的带有南方人特色的新教徒式的陈规，虽然这种陈规大多并不准确。虽然这些教众以对自己宗教的依赖而闻名，但是他们在家的时候更像阿嬷那类人，而不是父亲那样：他们有着虔诚的信仰，但对某个特定的教会社区却没有归属感。事实上，当时我所认识的定期会到教堂去的保守派新教徒只有父亲这一家人。[17]在“圣经地带”[2]的正中心，活跃参加教堂活动的人其实非常少。[18]

虽然有这样的名声在外，阿巴拉契亚地区——尤其是从亚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北部到俄亥俄州南部这一带——与中西部地区、西部山区的某些地方以及密歇根州到蒙大拿州之间的大部分地区比起来，去教堂的人要少得多。非常奇怪的是，我们都认为自己去教堂的次数比实际情况要多。在盖洛普公司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去教堂的比例在全国最高。但实际情况是，南方人去教堂的比例要低得多。

这种欺骗的模式与文化上的压力有关。在俄亥俄州的西南部地区，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辛辛那提和代顿这两个大都市区的去教堂比例都非常之低，与极端自由主义的圣弗朗西斯科基本位于同一水平。我在圣弗朗西斯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会不好意思承认自己从不去教堂。（事实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去教堂。）俄亥俄州则恰恰相反。虽然我那时还不过是个小孩子，每当有人问起我是否定期去教堂时，我都会撒谎。从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来看，并不是只有我感受到了那种压力。

两种现象的同时存在令人触目惊心：一方面，宗教机构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是另一方面，在因为制造业下降、失业率上升、毒品泛滥以及家庭破碎而遭人诟病的一部分地区，去教堂的人们却越来越少。

教堂为当时我那样的人提供了一种迫切需要的东西。对于酒精依赖症患者来说，它能提供社区的支持和一种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感觉；对怀孕的准妈妈们来说，它能提供免费的住处，而且还有职业培训和亲子班。如果有人需要工作的话，教堂里的朋友们要么可以提供一份工作，要么就可以帮忙引荐。当父亲面临经济困难的时候，他的教会联合起来凑钱给他们家买了一辆二手汽车。在当时的我所看到的周围世界——以及那些在这个世界中挣扎的人们——宗教为那些虔诚的人提供了有形的帮助，让他们能留在生活的正轨上。

尽管我之前认为父亲的信仰在他放弃我的抚养权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则导致了我们长久的分离，但是这种信仰还是吸引了我。虽然我非常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但是他放弃我的抚养权给我造成的痛苦依然还在，所以我们时常谈起当初他为什么会放弃我的抚养权，又是怎么放弃的。于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这件事中父亲的说辞：他放弃我的抚养权这一举动完全不是出于不想付抚养费，而且父亲也不像母亲和阿嬷所说的那样简简单单地“放弃了我的抚养权”，相反，他请了好多律师，为了留下我做了所有合情合理的事。

他当时担心的是，争夺抚养权的斗争会毁掉我的生活。在他放弃我的抚养权之前，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都会先在床底下躲上好几个小时，生怕他会把我绑架走，而且再也不会让我见阿嬷了。看到自己的儿子受惊吓到了如此这般的境地，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处理方式。

阿嬷非常恨他，这我自己也知道；但父亲说阿嬷对他的恨是来源于他和母亲婚姻的早期，而那时他离成为一个完美的丈夫还远得很。有时他来接我的时候，阿嬷就站在门廊那里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手里还紧握着藏着的武器。在与法庭的儿童精神科医生的交谈中，他得知我受压抑的情绪已经在学校表现出来，而我已经有了心理问题的迹象。（我知道这是真事。第一次上幼儿园时，我没过几个星期就被送回家待了一年。20年后，我又碰到了我第一次上幼儿园时的那位老师。她告诉我，我那时的表现实在是太糟糕了，以至于她差点就放弃了那个职业——那是她教书的第一年，不过才三个星期。她能在20年后还记得我也佐证了我当时的行为有多么恶劣。）

父亲告诉我，他最后向上帝请示三个指示，以说明放弃我的抚养权是对我最好的选择。看来这三个指示确实出现了，所以我就成了鲍勃的养子，而那时我认识鲍勃连一年都没到。我不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不过虽然我能对做出这一决定的困难感同身受，但是我对于将自己孩子的命运交给上帝的指示这一行为却不得不感到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