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想许多人和我一样，对六七岁之前发生的事也能有一些印象。我记得在4岁的时候，我有次爬上我家小公寓的饭桌上，宣布自己就是“无敌浩克”，然后一头撞在墙上，为的是证明自己确实比任何建筑物都要强大。（结果我错了。）

我记得被偷偷带进医院去看望红树莓舅姥爷。我还记得在日出前坐在布兰顿阿嬷的膝盖上，听她大声朗读《圣经》里的故事。我也记得自己曾摸过布兰顿阿嬷下巴上的胡须，当时还想是不是上帝给了每个老太婆面部的毛发。我记得向小山坳里的海德恩太太（Ms.Hydorne）解释自己的名字是“J.D.，就是J点D点。”我还记得乔·蒙塔纳（Joe Montana）在对阵主场作战的猛虎队的那届超级碗中赢得比赛的那次达阵。我还记得那个9月初的一天，母亲和琳赛在把我从幼儿园接回去的时候告诉我，我以后再也见不到我父亲了。她们告诉我，他已经放弃了对我的抚养权。这是我最难过的一次。

我的父亲唐·鲍曼是母亲的第二任丈夫，他们在1983年结婚，差不多在我开始走路的时候就离婚了。母亲在这次离婚的几年后又结婚了。父亲放弃对我的抚养权的时候我6岁。在此之后的6年里，他成了我脑海里的一个印象。和他一起的日子只剩下几段回忆。我知道他喜欢肯塔基，喜欢那里美丽的山和乡村里起起伏伏的绿色田野。他喜欢喝皇冠可乐，满口清晰的南方口音。他之前也饮酒，但自从加入五旬节会[1]后就戒酒了。每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能感觉到他的爱意。因此当母亲和阿嬷告诉我他“再也不想要我了”的时候，我是多么地不敢相信。他娶了一个新的妻子，生了两个小孩子，而我则被替代了。

我的继父是鲍勃·哈梅尔（Bob Hamel），他后来成了我的法定养父。他是个好人，对我和琳赛都非常亲切。可是阿嬷却不大喜欢他，“他就是个没牙的傻瓜”，阿嬷如是跟母亲说。我觉得阿嬷这种态度有着阶级和文化上的原因：阿嬷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想过得比出生时所在的环境要好。虽然自己算不上富有，但她却想要让自己的孩子们接受教育、找份白领工作而且同衣冠楚楚的中层阶级人士结婚。换言之，这里的中层阶级人士指的就是与阿嬷和阿公完全不一样的人。然而，鲍勃也是一个典型的乡下人。他与自己的父亲关系疏远，而他的童年也映射到了自己的孩子们身上：他很少去看望自己的两个孩子，尽管他们就住在米德尔敦南边十英里外的汉密尔顿镇。他嘴里有一半的牙齿都烂掉了，另一半则是黑褐色的奇形怪状。这是由于他喝了一辈子的山露汽水，而且想必也错过了不少口腔检查。他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当时以开卡车维生。

虽然我们慢慢地会发现，鲍勃身上值得讨厌的地方确实不少，但阿嬷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则是因为他身上最像她自己的那些地方。阿嬷当时明白的道理，我在20年后才学到：美国的社会阶级可并不仅仅是关于金钱。阿嬷对自己的孩子们过得比自己好的心愿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受到的教育和找到的工作，还在于他们的人际关系。不知道阿嬷是不是有意识地去思考过，但是她肯定觉得像她自己这样的人，如果当自己孩子的伴侣和自己孙辈的父母的话，肯定是不够好。

当鲍勃成为我的法定养父之后，母亲把我的名字从詹姆斯·唐纳德·鲍曼（James Donald Bowman）改成了詹姆斯·大卫·哈梅尔（James David Hamel）。在那之前，我的中间名一直是我父亲的名字唐纳德，因此母亲此举就是想消除父亲存在的所有痕迹。改名之后，我的中间名的缩写仍然是D.，这是因为身边的人都早已习惯了称呼我的小名——J.D.。母亲告诉我，我现在的中间名是来自我的大卫舅姥爷，即阿嬷那个爱吸大麻的哥哥。这个解释在6岁的我看来也未免有些牵强。估计任何一个D开头的名字都可以，只要这个名字不是唐纳德。

我们的新生活从表面看起来有种家庭情景喜剧片的感觉。母亲和鲍勃之间的婚姻看起来挺幸福的。他们买下了一座离阿嬷家几个街区远的房子。（我们家和阿嬷家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每当我想上厕所但家里的厕所里有人时，或是想吃点儿好吃的时，我就会走到阿嬷家去。）母亲那时不久前拿到了自己的护士证，而且鲍勃的工资也很高，所以我们家那时还算有钱。那时的我，和每天带着枪抽着烟的阿嬷住在一条街上，又有了一个新的养父，这样的家庭虽然看起来奇怪，但却幸福。

我的生活步入了有规律的轨道：每天上学，然后回家吃饭。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阿嬷家和阿公家去。阿公经常坐在我们家的门廊里抽烟，而我则和他坐在一起，听着他每天嘟嘟囔囔地抱怨政治或是钢铁工人工会。当我学会阅读后，母亲给我买了我的第一本故事书——《太空小顽童》（Space Brat）。当我很快把这本书看完后，母亲对我大加赞赏。那时的我，喜欢阅读，喜欢和阿公一起做数学题，也喜欢看到我做的每件事后母亲都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