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2/8页）

我和母亲之间的亲情还体现在其他的事情上，尤其是我们最爱的运动：橄榄球。对于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分卫乔·蒙塔纳（Joe Montana），我虽然识字不多，但却看遍了所有关于他的文字，观看他的每一场比赛，还给蒙塔纳先后效力的49人队和酋长队写球迷信。母亲从公共图书馆里翻阅关于橄榄球策略的书，我们还用彩色硬纸和零钱建造球场的小模型：守方用一分钱的硬币，攻方则用五分和一角的硬币。

母亲不仅想让我明白橄榄球的规则，更想让我理解其中的策略。我们在用彩色硬纸做成的橄榄球球场上进行练习，演练球场上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如果某个前锋（一枚闪亮的五分硬币）阻截没成功会怎样？如果没有处于空位的接球员（一枚一角的硬币），四分卫（另一枚一角硬币）能怎么做呢？我们虽然没有国际象棋，但是却有橄榄球。

母亲想让我们接触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而且她这种愿望比我们家其他所有人都要强烈。母亲有位朋友叫斯科特，是一个善良的老人和男同性恋者。后来她告诉我他意外死亡了。她还曾让我观看一部关于瑞安·怀特（Ryan White）的电影。瑞安·怀特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因为输血治疗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为了返回学校，他不得不进行司法诉讼。每当我抱怨学校的时候，母亲都会提醒我瑞安·怀特的故事，告诉我能接受教育是一件多么大的幸福。母亲被怀特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以至于在1990年怀特去世后，她还给怀特的母亲寄去了一封手写的信。

母亲对教育能带来的前途深信不疑。她是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学生，但却没能去上大学，因为她高中毕业后没几周琳赛就出生了。不过，她后来还去上过当地的社区大学，并拿到了护理学的专科学位。在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开始了全职的护士工作，我当时觉得自己对此也尽到了一些绵薄之力：我在她身上爬上爬下想必“帮助”了她的学习，而且我还让她在我幼嫩的血管上练习抽血。

有时候，母亲对我教育的重视可能有些过头了。在我三年级时的科学竞赛中，母亲每个阶段都在帮忙——从项目的计划、实验的笔记一直到展示品的组装。到了最后一天晚上，我的科学项目看起来完全就是应有的样子：一看就是出自一个有点偷懒的三年级学生之手。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还想着第二天交上我那略显平庸的展示品，然后就算收工了。科学竞赛毕竟是一场比赛，我甚至还在想，如果自己能好好地推销一下自己的作品，没准还能进入下一轮。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母亲把我的展示品从里到外改装了一番。看起来简直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强强联手的作品。虽然评委们看到我的展示品时大吃了一惊，但当我回答不上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时（但是展示品的作者应该回答得上），他们意识到我的展示品存在猫腻。我没能进入这次竞赛的最后一轮。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除了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之外——母亲非常在意精神上的进取。没有什么能比我看完一本书或是要新书看时更能让她高兴。那时每个人都告诉我，我的母亲是他们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我对此深信不疑。在我当时认识的人当中，她毫无疑问是最聪明的。

在我青少年时期所在的俄亥俄州西部，我们学会了去重视忠诚、荣誉和强硬。我5岁时就“光荣”地被人打破了鼻子，6岁时就被人揍得眼圈发黑。每次这种打架都是因为有人侮辱我母亲。关于母亲的笑话是绝不被允许的，而如果有人胆敢拿我外祖母开玩笑的话，他就得尝尝我那幼小的拳头所能造成的最严重的惩戒。阿嬷和阿公让我明白了关于打架的基本原则：决不能先动手；如果有人先动手的话，就战到最后；尽管决不能先动手，但如果有人侮辱你的家人的话则另当别论。最后这一条原则虽然没有明说，但是非常明显。

琳赛曾有个叫德瑞克的男友，这可能是她第一个男朋友，但是他俩交往没多久就分手了。作为一个13岁的小女孩，她那极度的伤心只有她那个年纪的孩子才会有。于是有天，当看到德瑞克从我家房子前走过时，我决定和他对抗。他比我大5岁，还比我重25磅，但我在被他轻易推倒之后又站起来向他扑去。当我第三次扑向他时，他失去了耐心，狠狠地把我揍得屁滚尿流。我跑到了阿嬷家去得到些急救护理，哭得稀里哗啦的，还流了点血。

关于打架，正如其他很多事情一样，阿嬷通过经验来教导我。她的手碰到我身上的时候没有一次是惩罚性的——她这种反对打孩子的做法肯定是来自她自己的惨痛经历——但是当我问她脑袋上挨一拳是什么样的感觉时，她向我展示了一遍。她的手上的肉轻快地碰到了我的脸颊。“这下的感觉没那么糟吧？”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被人打脸远没有我曾想象的那么可怕。这也是阿嬷关于打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除非对方特别能打，否则脸上挨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宁可脸上挨一拳，也不要丢掉打出自己的一击的机会。阿嬷的第二条诀窍就是侧身站着，左肩朝向对手，双手举起来，因为“这样你作为一个目标就小多了”。她的第三个诀窍就是打人的时候要用到全身的力量，尤其是臀部。阿嬷告诉我，只有很少的人明白，在打人的时候只靠拳头是多么的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