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5/6页）

阿公之死让之前潜伏在黑暗中的某些东西浮现了出来。我想只有我那样的小孩子才会没注意到那些不祥之兆。一年之前，母亲丢掉了自己在米德尔敦市医院的工作，原因是她在急诊室里滑旱冰。当时我把母亲这种古怪的举动看作是与鲍勃离婚后的不良后果。与之相似的是，每当阿嬷偶尔提起母亲“吃药吃多了”在我看来也不过是随便的评论，因为阿嬷这个人本来就是想说啥就说啥，却没把这当作对愈来愈糟糕的情况的一项诊断。

母亲丢掉工作后没多久，当我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旅途当中时，她只联系过我一次。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大人们——即一边是阿嬷，另一边是吉米舅舅和他的妻子唐娜舅妈——正在幕后争论我是否应当永久地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去住。

母亲在街上的摔打和大喊大叫只不过是那些我所没见过的事情的最高潮而已。我们搬到普雷布尔县没多久，母亲就开始服用处方麻醉药物了。我相信这个问题的开端是一张正经的处方，但很快母亲就开始从自己的病人那里偷药吃，然后吃药吃到兴奋地以为把急诊室当成旱冰场是个不错的主意。而阿公的去世则让以前半运作状态的瘾君子变成了一个无法遵守最基本的成人行为准则的女人。

于是这样，阿公的去世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家的轨道。在他去世之前，我已经习惯了把时间在母亲家和阿嬷家之间分配，这种生活虽然杂乱无章，但也比较快乐。母亲的男朋友们来了又走，母亲的状况好了又坏，但是我一直有着一条疏散路线。阿公死后，母亲又在辛辛那提的成瘾治疗中心——或者叫“戒瘾中心”——接受脱瘾治疗，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

虽然阿嬷从未说过让我感到不受欢迎的话，她的生活本来已经足够挣扎了——从住在小山坳时的贫穷到阿公的虐待，从莉姨的年少成婚到母亲的诸多前科档案，阿嬷70年的一生当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在解决危机。到了那时，当大多数她那个岁数的人都在颐养天年的时候，她还得养活自己十几岁的外孙女和外孙子。离开了阿公的帮助，这种负担看起来是以前的两倍沉重。我想起自己在迪顿殡仪馆的那个偏僻角落里找到阿嬷的场景，一直不能摆脱那样一种感觉，即不论阿嬷的身上有多么强大的气场，她的内心里还住着另外一个自己。

所以，我没有回到阿嬷家，也没有在母亲每次出现问题时都打电话给阿嬷，而是依靠琳赛和我自己。琳赛刚刚从高中毕业没多久，而我才刚上七年级，但我们还是闯过来了。有时麦特或塔米会给我们带来事物，但大多时候我们两个都是自谋生计：汉堡帮手、冷冻快餐、蛋挞，还有早餐麦片。我现在不太确定那些钱都是谁付的（可能是阿嬷）。我们的生活没什么规律——琳赛有次下班回家后看到我和她的几个朋友醉醺醺地混在一起——但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本来就不需要什么规律。当琳赛得知是她一个朋友把啤酒给我喝的时候，她没有失去冷静或是笑一笑地纵容过去，而是把所有人赶了出去，然后就滥用药物教育了我一番。

我们经常能见到阿嬷，而阿嬷也经常打听我们的情况。但是我们两个都非常享受那种独立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当时享受的是不给任何人造成负担的感觉，除了可能会给彼此带来负担之外。琳赛和我早已熟练掌握了应付危机的办法，我们的情感是那么的坚韧，以至于就算整个世界都失去冷静的时候，我们两个照顾起自己来也觉得非常简单。不管我们是多么地爱着母亲，当我们可以少照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要简单许多。

我们有没有遇到难事呢？当然了。有次我们收到学区来的一封信，说我已经无故旷课太多次了，所以我的父母可能会被传唤到学校去甚至被市政府起诉。我们觉得这封信非常搞笑：我们的父母中，一个早已被各种各样地起诉过了，连四处走动的自由都没有，而另一个几乎已经从雷达上消失了，以至于想要“传唤”他的话得需要好好的一番侦探工作。但我们也觉得这封信非常吓人：身边没有一个法律上的监护人来给这封信签字，我们不知道到底该做些什么。但正如面对其他困难一样，我们临时凑合。琳赛伪造了母亲的签字，然后校区也没再向我家寄信来。

在指定的工作日以及周末，我们就去戒毒中心探望母亲。在肯塔基的山川之间，阿嬷和她的枪，还有母亲情感的爆发，我以为自己已经看破一切了。但是母亲的新问题让我看到了美国的瘾君子们所处的黑暗世界。周三大多被安排成小组活动——某种形式的家庭培训。所有的瘾君子和各自的家人坐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每家人分别被安排坐在一张桌子四周，进行某种让我们了解成瘾及其诱因的讨论。在某次活动中，母亲解释她之所以会服用药物，是为了逃避付账单的压力以及缓解失去阿公的痛苦。另一次，琳赛和我听到的又是兄弟姐妹间的冲突让母亲难以抗拒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