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6/6页）

这些小组活动所带来的不过是争执和感情上的伤害，而我觉得这正是他们的目的所在。回想起那些个晚上，我们和其他家庭一起坐在那个大厅里——那些家庭不是黑人就是口音听起来和我们一般无二的白人——我们听到的是喊叫和争吵，孩子们告诉父母自己恨他们，啜泣的父母一会儿乞求家人的原谅，一会儿又责怪自己的家人。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听琳赛告诉母亲自己有多么厌恶在阿公去世后扮演那个照顾别人的人，而不是缅怀他，又有多么厌恶看着我越来越依赖母亲的哪个男朋友，但又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出我们的生活。或许是因为当时的背景，又或许是因为琳赛那个时候已经马上要18岁了，当琳赛与母亲对质时，我开始觉得我姐姐才是真正的成年人。而我们在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加强了她的这种形象。

母亲的脱瘾治疗进展迅速，而且她的状况明显也在随着时间好转。星期天成了自由的家庭时间：我们不能把母亲带到别的地方去，但是我们可以像正常家庭一样吃饭、看电视和聊天。星期天通常是快乐的时光，虽然母亲有次在探访时责怪我们与阿嬷的关系已经变得实在是太近了。“我才是你们的母亲，她可不是。”她这样跟我们说。当时我意识到母亲已经开始后悔在琳赛和我心里播下的种子了。

过了几个月，当母亲回家后，她说的话完全不同了。她经常会引用《静心祷告》（Serenity Prayer）里面的话，这是他们成瘾患者圈子里流行的一本书，讲的是虔诚的人乞求上帝赐予他们那种“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的宁静心态”。药物成瘾是一种病，就像我不能指责癌症患者身上的肿瘤一样，我也不应该指责一位药物成瘾患者的行为。13岁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说法明显太荒唐了，而母亲与我就经常争论她新发现的这条智慧到底是一种科学真理，还是那些做出毁掉一个家庭的决定的人给出的借口。说来也奇怪，可能两者皆是：确实有研究发现了一种药物滥用的遗传天性，但是认为自己的成瘾是一种病的人很少能展现出抵抗它的能力。或许母亲告诉她自己的也是真理，但是这种真理却不能让她解脱。

我不相信母亲的任何口号与感情，但是我相信她确实在尝试。脱瘾治疗看起来给了母亲一种使命感，也给了我们一条亲情的纽带。我尽自己所能地阅读关于她的“病”的书籍，甚至养成了一种参加她的戒毒互助会的习惯。那种戒毒自助会的流程正如每个读者都能想得的：一个压抑的会议室，十来把椅子，一群围成一圈的陌生人，他们每次介绍自己时都是说：“我叫鲍勃，我是一个瘾君子。”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我参加这种互助会的话，或许她的状况真的会好转。

一次互助会上，有个男人晚了几分钟才走进门来，他闻起来就像是垃圾桶一样。他乱蓬蓬的头发和脏兮兮的衣服一看就是住在街上的流浪汉，当他一开口说话就承认了这个事实。“我的孩子们不跟我说话，一个也不，”他告诉我们，“我想方设法弄点钱，就拿去买海洛因。今晚我既没有找到钱，也没弄到海洛因，所以我就到这里来了，因为这儿看起来暖和。”组织者问他是否愿意尝试超过一个晚上不碰毒品，这个男人的回答十分坦白：“我能答应，但老实说，也许并不会。可能我明天晚上又回到老路上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男人，但那晚有人问到他来自哪里。“呃，我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汉密尔顿度过的。但是我出生于肯塔基州的东部，奥斯利县。”当时我对肯塔基州的地理还不是十分了解，因此也没能告诉他其实他出生的地方离我外祖父母小时候的家不过才20英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