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2/6页）

在俄亥俄州参议院待了几个月后，我已经债台高筑了，在如何改善入不敷出的状况方面我也智穷力竭（我了解到每人每周只能献两次血），于是我决定再找一份工作。一个非营利组织发布了招聘兼职工的广告，每小时给10美元。于是我穿着卡其裤、难看的浅黄绿色衬衫、海军陆战队作战靴（当时除了运动鞋就只有这双鞋了）去参加面试，看到面试官的反应时，我才知道大事不妙，自己肯定没戏，所以一周后对方发来拒信我也没想太多。后来当地一家为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也招人，也是每小时给10美元。这次我先去塔吉特百货（Target）买了一件好看点的衬衫和一双黑皮鞋，这次成功了，我得到“顾问”一职。我对这家机构的工作非常感兴趣，那里的人也都很好，于是我马上开始工作。

当时我有两份兼职，还得上全日制的学，日程更加紧张了，但我不在乎。我没觉得我所承担的有什么不寻常之处，直到一位教授发邮件让我下课去找他讨论一个写作作业。我把我的日程安排给他看，他大吃一惊，严肃地告诉我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不要让兼职工作分了心。我笑笑，握了握他的手，说了声谢谢。我不需要他的建议。

我喜欢晚上熬夜做作业，第二天早起，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我自豪我能应付这一切。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害怕自己的未来，担心最终会像我的邻居或家人一样吸毒、酗酒、坐牢、有了孩子却没能力或不愿照顾，一想到这些我就有十足的动力。我知道那些统计概率，小时候我在社工办公室里的小册子上读到过，我也熟悉穷人牙科诊所里医生那充满同情的目光。我属于那些本不该成功的人，但我如今自力更生想要改变，并且做得不错。

我是不是太过拼命了？当然。我缺乏睡眠，饮酒过量，顿顿都吃塔可钟快餐。一次我病了一周，我以为只是重感冒而已，但医生说我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我没听他的，继续那样拼命，把感冒药当作治百病的神药。一周后，我的尿呈现恶心的棕色，我的体温达到了43℃。我想也许应该照顾一下自己了，于是我吞了一些退烧药，喝了几瓶啤酒，睡了过去。

母亲听说这事后立即开车到哥伦布，把我带到急诊室。她并不是个完美的母亲，也不是执业护士，但她很自豪她能全程指导我们与医疗系统的每一次交锋。她很会问问题，受不了医生说话绕弯子，并确保我得到所需的照顾。整整两天我都在医院，医生用了五袋生理盐水来给我补充水分，发现我除了单核细胞增多症外还感染了葡萄球菌，所以我才病得如此严重。后来医生告诉母亲我可以出院了，于是她用轮椅推着我出去，带我回家休养。

我的病又持续了几周，幸好这正值大学春夏学期之间的休假。我待在米德尔敦，交替地住在莉姨和母亲家，她们俩都尽心尽力照顾我。那段时间在米德尔敦，我第一次在阿嬷去世后真正经历矛盾的情感需求。我不想伤害母亲的感受，但过去已经在我俩之间划下永远不会消失的裂痕。我从没直面过这些需要，也从没告诉母亲无论她多好多会照顾人，无论她在我生病时多么尽责，我在她身边都会不自在。

住在她那儿，免不了跟她的第五任丈夫说话，他是个好人但却对我来说是个永远都不会有任何重要性的陌生人，我只当他是母亲家的家庭主夫，今后也会变成她的前任；免不了看到她的那些家具，想起她和鲍勃父亲吵架的时候我躲在家具后面的日子；也免不了纠结于她怎么会如此反复无常——这个在医院安静地坐在我的病床边好几天的女人竟是个瘾君子，一个月后还会对家人撒谎骗钱。

我知道自己与莉姨日渐亲密伤害了母亲的感情。她总是说起这事。“你妈是我，又不是她。”她翻来覆去地说。时至今日，我时常想如果我小时候也有现在长大后这样的勇气，那么母亲可能会变好。吸毒成瘾者在经历情感挣扎时最脆弱，而且我知道我至少能让她少消沉几次。但我现在再也不能这么做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变了，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也许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假装跟她在一起很自在了。

病了几周痊愈后，我感觉良好，可以回哥伦布上学了。我瘦了一大圈——4周内减了20磅，除此之外都感觉很好。由于欠下一堆医药费账单，我找了第三份工作（在普林斯顿评论做SAT导师），一小时可以赚18美元，真棒。做三份工作我吃不消，所以我放弃了我最喜欢的那份——在俄亥俄州参议院的工作——因为挣得最少。我需要的是钱以及钱所提供的经济自由，而不是值得去做的工作。至于后者，我告诉自己以后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