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3/6页）

我离开俄亥俄州参议院前不久，那里正在辩论一项会极大控制发薪日贷款的措施。我那个议员反对这个议案（他是为数不多的反对者之一），虽然他从没解释过为什么反对，我倾向于认为他和我有某些共同点。那些支持的议员和其他政客没有认识到发薪日贷款商在像我一样的人参与的地下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他们来说，发薪日贷款商是掠食的鲨鱼，他们放高利贷，收取巨额支票兑现费，这种人越快消灭掉越好。

但对我而言，发薪日贷款商可以解决重要的财务问题。我的信用很糟，因为一系列糟糕的财政决定（一些不是我的错，但大部分都是），所以办信用卡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我想带一个女孩出去吃饭或需要买一本书来学习却在银行没有现钱，那么留给我的选择很少。（我可以问叔叔阿姨要，但我急切渴望自力更生。）

一个周五的早上，我交了一张房租支票，我知道如果我再拖一天，就要交50美元的滞纳金。我的存款不够，但那天会发工资，这样我就可以下班后把工资存到银行里用来兑现了。然而，在参议院忙了一天后，我走之前却忘了拿工资。我到家才意识到犯了错，而议会大厦的员工也早已离开度周末去了。那天，幸亏一个利息几美元的三天的发薪日贷款，我才得以逃过高额滞纳金。那些质疑发薪日贷款的益处的立法官员并没有考虑类似这样的情况。从这件事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那就是，有权人有时候想做一些事情帮助像我一样的人，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需求。

大学第二年开学那天跟第一年很像，天气也是风和日丽，我的心情也很激动。因为有了新工作，我更忙了，但我并不在意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真正在意的是我以24岁的大龄还只刚读大二，这令我十分苦恼。但是四年海军陆战队的经历带给我的不仅是和其他同学的年龄差距，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有不同。在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学术研讨上，我听着一个留着难看胡子的19岁同学对伊拉克战争大放厥词。他说那些当兵打仗的都是比那些上大学的（比如他）笨的人，这一点体现在士兵任意屠杀侮辱伊拉克平民上。

客观地说，这真是可怕的观点——我那些海军陆战队的朋友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有所不同，但对于战争的看法都合情合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我们的总司令乔治·布什，而且觉得我们牺牲太多换来的收获却太少。没有一个人如此口吐狂言过。

这个同学还在没完没了地说着，我想起我们当时一直在进行尊重伊拉克文化的培训——永远不要露出脚底，跟穿着穆斯林传统服饰的女性交谈前必须先跟其男性亲属说话。我想起我们给伊拉克投票站员工提供安保服务，并孜孜不倦地向他们解释其任务有多么重要，却从来没有把我们的政见强加给他们。我想起听一个伊拉克年轻人（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准确无误地说唱出美国歌手50美分（50 Cent）的歌曲In Da Club中的每一个字，我们和他还有他朋友们开怀大笑。我想起我的朋友浑身重度烧伤，“侥幸”挺过了加伊姆（Al-Qaim）地区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现在，竟然有个留着参差不齐的胡子的蠢蛋告诉全班我们这些士兵以杀人为乐。

我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只希望越早毕业越好。我遇到了一个辅导员，向他说明了我想要提前离开的计划——我暑假也要上课，而且有几个学期的全日制课时量还要翻倍。即使以我的高标准来看，接下来也是非常紧张的一年。在一个异常艰难的二月，我坐下来看着日历，数着我能睡4小时以上的天数是39天。

我继续这样下去，到2009年8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待了1年11个月后，我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双学位毕业。我想跳过毕业典礼，但家人不让。所以我在一个不舒服的座位上坐了3小时，然后走向讲台去拿我的文凭。那时的大学校长戈登·吉（Gordon Gee）和排在我前面的女孩拍照时间超乎寻常地长，于是我把手伸向他的助理，没有开口但意思是要我的证书。她给了我，于是我走到吉博士身后，直接走下了讲台。我可能是唯一没和他握手的毕业生。让下一个握去好了，我想。

我知道明年我会去法学院（由于我是8月才毕业，所以当年就入学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为了攒钱而搬了家。当时莉姨已经接替了阿嬷家庭女主人的地位，她排忧解难，主办家庭聚会，把家人凝聚在一起。阿嬷过世后，她一直都欢迎我去她家住，但住10个月也太强人所难了，因为我不想打扰她家的日常生活。但是她坚持：“J.D.，这现在就是你的家，你唯一能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