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4/6页）

在米德尔敦的最后几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我终于大学毕业，也知道自己很快会实现另一个梦想——读法学院。我打零工攒钱，也和阿姨的两个女儿越来越亲近。每天我在尘土飞扬中挥洒汗水，回家后便坐在餐桌旁听我那两个小妹妹讲述当天学校里的事情，聊她们怎么和朋友相处的。有时我会辅导她们的功课。大斋节的星期五，我在当地一家天主教堂帮忙做炸鱼薯条。我觉得自己挺过了十几年混乱不堪、痛苦心碎的生活，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这是我读大学时的感受，现在愈发深切了。

我对人生非常乐观的态度与我很多邻居的悲观心态形成鲜明对比。蓝领经济多年的衰退体现在米德尔敦居民的物质生活前景上。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小复苏加速了米德尔敦的下坡趋势。但整个群体的愤世嫉俗、悲观怀疑有其精神层面的深层原因，不同于浮于表面的短期经济不景气。

我们这个群体的文化里没有英雄这个概念。政客肯定不是英雄——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当时全国最受钦佩的人（可能现在仍然是），但当全国都为其崛起而雀跃时，大部分米德尔敦人却对他持怀疑态度。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在2008年就没什么粉丝了。许多人爱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但也有人认为道德败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离世已久。我们热爱军队，但现代军队中没有像乔治·S.巴顿（George S.Patton）这样的人，我怀疑我的邻居可能连一个高级军官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太空事业之前一直令我们自豪，现在也已经衰退，那些著名宇航员也成了明日黄花。于是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和美国社会的核心层联系起来。我们觉得自己深陷囚笼之中，一方面，我们面临两场看上去赢不了的战争，其中绝大部分战士都来自我们的邻里，另一方面，如今的经济也无法满足美国梦的最基本前提——稳定的收入。

要理解这种文化隔阂的意义，首先要明白我家人、邻里和我们整个群体如果说对社会具有认同感，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爱国。我说不上来布雷西特县的县长是谁，那里的医疗服务如何，有哪些著名人物。但我可以告诉你：据称“血腥布雷西特”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该县一战中征的兵全都是自愿上战场的，全国独一无二。近100年过去了，这是关于布雷西特县我唯一记得最清楚的传闻，因为我身边每个人都是这么跟我说的，大家都信以为真。

一次班级作业中，我采访阿嬷对二战的看法。她在过去70 年中结婚生子、含饴弄孙，也经历过死亡、贫穷和胜利，但她确信无疑最自豪、最激动的是她和她家人为二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他事情我们只聊了几分钟，然而好几个小时都在聊战争时期的配给、铆工露斯（Rosie the Riveter）[1]、她父亲给她母亲的跨越太平洋的情书，以及“我们扔炸弹”的那一天。阿嬷一直信仰两个神：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美国。我也是，我熟悉的人也都是这样。

我是那种阿西乐走廊[2]地区的人会觉得不以为然的爱国人士。听李·格林伍德（Lee Greenwood）那首悠扬的《生为美国人我自豪》（Proud to Be an American）时我会哽咽。16岁时，我发誓每次见到老兵，我都要走过去跟他/她握手，即使突兀地这样做有些尴尬。时至今日，我仍然只愿意和我最亲密的朋友一起看《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因为看到最后我会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阿嬷和阿公教导我，我们的国家处在最好最伟大的时期。这一事实成了我童年的指路明灯。每次处境艰难的时候——当我被幼年的喧嚣淹没，深陷于精神创伤时——我相信明天会更好，因为我生活的国家可以让我做出别人尚未做出的正确选择。如今我思考着自己的人生，觉得我的生活真是妙不可言——我有一个绝美、善良、聪慧的人生伴侣，我实现了儿时就梦想的收入有保障，我还有好朋友和令人激动的新鲜体验——我觉得再怎么感谢美国也不为过。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老土，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阿嬷信奉的第二个神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我们群体里很多人却在失去某种信仰。把他们和邻里维系起来、像我的爱国情怀激励我一样激励他们的纽带好像消失了。

如今我们周围失去纽带的症状无处不在。极大量的白人保守派投票者——约三分之一——相信贝拉克·奥巴马是穆斯林。在一次民调中，32%的保守派人士表示他们相信奥巴马是在国外出生的，另外19%说不确定——这意味着大多数白人保守派连奥巴马是不是美国人都不能确信。而且我经常听到熟人或远亲说奥巴马和伊斯兰极端分子有联系，或说他是个叛徒，或称他出生在世界某个偏远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