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第4/4页）

所以我认为任何政策项目想要成功，就得承认我高中老师熟知的问题：这么多穷孩子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家庭环境。比如发放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券的时候，要注意不能让穷人光和穷人住一起。另一位高中老师布赖恩·坎贝尔（Brian Campbell）告诉我：“一个居住区里有大量靠着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租房的家庭，而为这些补贴买单的却是较少的中产纳税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倒三角。由于整个社区都是低收入的人，那里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就会非常匮乏。所以不能把穷人和穷人堆一块儿，否则就相当于使他们的绝望和无助加倍。”另一方面，他又说：“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和其他阶层的家庭接触，这些孩子就会开始进步。”然而当米德尔敦最近尝试限制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券在某些社区的发放数量时，联邦政府却没有通过。看来政府是想让穷人和穷人住在一起。

政府政策可能无力解决我们社区面临的其他问题。小时候，我觉得成绩好是一种女性化的特质，而男子汉气概代表力量、勇气、乐意打架，以及后来赢得女孩子芳心。所以成绩好的男孩被叫作“娘娘腔”或“同性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当然不是阿嬷教我的，虽然她要求我成绩要好，也不是阿公教的。但这种感觉确实存在，如今的研究显示像我一样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学习更差，因为他们认为做功课太“娘”了。你说立新法或出台新项目能改变这一点吗？很可能不行。有些问题不是靠经验之谈就能解决的。

我已经认识到，那些帮助我顺利度过童年的习惯恰恰在我长大后限制了我的成功。一看到发生冲突，我就会逃跑或准备打架。而这对于我处理目前的关系中并没有多大用处，但如果我小时候不这么做，肯定会陷入家庭争端的泥淖。小时候我还学会了把自己的钱分藏在好几个地方，免得母亲或其他人发现了然后“借走”，有些藏在垫子下面，有些藏在内衣抽屉里，有些在阿嬷家里。但后来，乌莎和我整理存款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我有好几个银行账户，信用卡上还有几小笔延期支付的款项。乌莎现在有时候仍然提醒我，不是每次受到轻慢，如摩托车横冲直撞地经过，或邻居苛责我的狗的时候，都要跟人家干仗。尽管我会冲动，但我每次都承认也许她是对的。

几年以前在辛辛那提，我开着车和乌莎一起，一个人抢了我的车道。我按响喇叭，那家伙冲我竖起了中指。我们一块儿在红灯路口停下的时候（他在我前面），我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我想要他向我道歉（有必要的话和他干一仗），但我的理智占了上风，于是我没有下车而是关上了车门。

乌莎非常高兴看到我改变了想法，于是没有朝我大喊让我别像个疯子似的（以前发生过），她告诉我她为我抵制住原始冲动而感到自豪。那个司机错在侮辱了我的自尊，而我童年时所有的幸福感几乎都是基于这种自尊的，自尊让我远离了校园恶霸的骚扰，让我在母亲被某个男人或他的孩子侮辱时给予她支持（虽然我也同意他们骂得对），自尊还给了我一些慰藉，无论多小都让我感觉能够掌控命运了。

在我人生的头18年左右，中途退缩会让我被冠以“孬种”“弱鸡”或“娘炮”的名号。但我生命的大部分教会我做出理智、正确的决定，虽然这对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屑一顾。于是那件事之后的几个小时，我默默责备了自己。但这也是一种进步，不是吗？总比用拳头教训那个混蛋如何文明驾驶而进了监狱好吧。

[1] 指美国家庭收入差距造成的居住区域隔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