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10/32页）

“现在我不去理睬印度教，我不会浪费时间讨论它。我母亲过世时，我也没有为她举行任何仪式。那是两年前的事。每年在我母亲忌日，我所做的是送给每个孙女一套新衣服。就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告别式致辞，没有花环。就只有我母亲的遗像，如此而已。”

帕兰尼先生对种姓制度的态度更加强烈，他的激情是没有什么可以缓和的。他六十三岁，身材瘦小，肤色黝黑。他出生于哥印拜陀地区，对于五十多年前在学校里发生种姓偏见的往事，他至今记忆犹新。

“我个人并没有反婆罗门这类的情绪。我弟弟进入我就读的学校时，我读五年级，他读四年级。有一天下课时，因为他是新生，就跟着其他男孩到一家饭店喝水。他仿效别的男孩的动作，拿起大铜杯从水盆里取水，然后开始喝了起来。这是一家婆罗门饭店——并不是住宿的地方，只是用餐的场所。它是一家中产阶级饭店。当老板看到我弟弟把手伸进铜盆取水时，他生气得不得了。他把整盆水倒到屋外，然后对我弟弟大喊大叫。

“我弟弟哭着回到学校找我。我告诉他说，因为我们不是婆罗门，我们不可以自己直接从水盆里取水。他应该请一个婆罗门男孩去拿一杯水给他喝。相较起来，婆罗门的肤色比我们白。我弟弟问：‘为什么？’他不愿接受这件事。我自己开始思考。过去我只是遵守既有的习惯。我那时十一岁，我弟弟十岁。我在那学校已经读了一年。

“我们回家跟父亲谈。他在政府里当小公务员，每月赚三十五卢比。按当时的标准，这笔钱足以应付一个小家庭的开销。我父亲的父亲是个织工。我们属于织工种姓，即‘先衮塔尔’种姓。不过，我父亲接受了全部义务教育，直到十六岁才结束。这时他三十岁。

“听完我们说了发生的事，我父亲说：‘这是这些地方的习惯。即使不公平，你们也得接受。’他自己也遵守规矩——不是心甘情愿，但还是遵守了。在婆罗门饭店里，他不会去保留给婆罗门的地方。在当年，每一家婆罗门饭店都隔成两区，婆罗门在一区，其他人在另一区。我父亲不会闯入婆罗门区。

“我们住在一套小瓦屋里，一套厚墙瓦顶的房子。我们每月付五卢比左右的房租。屋里没有电。我们有个小女佣，除了供她吃之外，每个月付她三卢比左右。

“她跟你们一家人吃？”

“她不会跟我们一起吃，我们吃过后她才吃。这不是社会歧视，她是来替我们工作的。她睡在一个相连的房间里。我们——所有小孩——睡大房间。家里共有三个房间，我们父母亲的房间、小孩的房间和女佣的房间。她是从村里来的。我们认识她的家人，我们请他们为我们家让出一个女孩。我们是中产阶级。”

“所以你弟弟会那样反应？”

“我不能确定。那可能只是人之常情的反应。”他重新谈起他在政治上的演变。“后来发生了一九三八年的反印地语行动。一九三七年举行过邦议会选举——当时还不是全民投票——国大党获胜执政。政府有意强制学校用印地语教学。泰米尔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发起反对行动，佩里雅尔和他的团体也一样。

“有天傍晚，佩里雅尔来演讲。开始时还有日光，天黑后就点上培特罗麦斯⑩汽灯。他身体肥胖，身高中等，蓄着胡子。他缠着泰米尔腰布，穿着黑衫，一边肩膀上披着披肩。他的肤色白皙。他属于奈克尔种姓——商人团体。

“他说明印地语将如何排挤英语，而英语这样被挤掉后又将对泰米尔纳德邦有什么不利。过一段时间后，泰米尔语将成为印地语的手下败将，成为次要语言。语言的地位一旦滑落，跟文化及社会有关的每样东西也会随之滑落。听众人人都同意这一点。

“这场演讲过后还有佩里尔雅几位副手的演讲。他们是年轻的中产阶级男子，其中之一是安纳杜莱先生。他后来创立了DMK，并带领它获得了一九六七年邦选举的胜利。他口才非常好，一开口演讲就打动了听众。为了这个印地语问题，人们到学校抗议，这些领袖也进行了一场从泰米尔纳德最南端到马德拉斯的长途游行。”

七年前，甘地想出了非暴力政治游行的主意。他在印度西部艾哈迈达巴德⑪的修行所思考许久后，终于得到灵感，想出了从那里步行到海边去制盐的点子：这有很精彩的戏剧性，其目标是特定的实物，其结局却不确定，它也是表达非暴力不合作的一种精彩的象征行动，因为食盐——那么便宜、那么重要，连最穷的人也缺少不得——是外来政府的专卖品。甘地一九三一年的食盐长途游行历时多天，它使民族主义复苏，得到新活力。一九三八年纵贯泰米尔纳德全邦的反印地语长途游行则对达罗毗荼运动有贡献：国大党的邦政府放弃了强制学校使用印地语的念头。不过，帕兰尼先生并没有提到甘地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