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11/32页）

他说：“那次抗议行动五年后，我在一九四三年转到工程学院就读。这对我也是一件大事。我在原来的学校表现优异，奖学金什么的都拿过，老师建议我父亲把我送进大学读书。于是我在一所艺术学院修了两年艺术课程。修完后，艺术学院的一位教授坚持要我一定读工程。因此我向工程学院提出申请。如果是开放竞争的话，我可不会被接受，因为婆罗门学生的成绩好了许多。我——还有跟我一样属于劣势的非婆罗门团体的人——倒是运气好，因为经过佩里雅尔的另一次争取行动后，学校为这些劣势团体增加了一些保留名额。如果没有这些为劣势团体保留的名额，我就无法成为工程师。我说转到工程学院对我是件大事，就是这个意思。

“你听我说，转到工程学院后，我发现在饭店的餐厅里，婆罗门学生在最靠近厨房、被单独隔出的区域用餐，他们那一区跟其他部分用木板隔开。餐厅的厨子全是婆罗门，因此餐厅的便利大部分都被婆罗门顾客占去了。这令我们觉得不舒服。于是我们开始提早到餐厅，坐在隔起来的地方。因为我们人数比婆罗门多，他们终于同意把隔间拿掉，往后餐厅就成了共享的地方。我告诉你，如果我们默默承受，他们就会搞些名堂。一旦我们开始维护我们的权利，他们可没有胆量反对。”

“民族主义运动的情况如何？一九四三年是重要的时期，你参加了民族主义运动吗？”

“民族主义运动持续进行着。但是，在那运动中，我们同时也要求别人承认我们的自尊。”

“你弟弟也像你一样活跃？”

“他在另一所学院读书。他支持运动的诉求，但不像我那么公然站出来。他把什么事都交给我。”

“你父母亲对佩里雅尔主张中的理性主义那部分有什么看法？”

“他们不太思考那方面的事，他们更支持的是语言的维护及非婆罗门名额的保留。在一九四三年，虽然我们并不赞同佩里雅尔哲学中的无神论成分，却相当支持他在废除迷信和仪式方面的努力。

“我们这个泰米尔文明历史很久远，大概有五千年左右。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⑫这两座古城是达罗毗荼人建立的——摩亨佐·达罗在现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历史学家这么说。直到大约两千年前，社会中并没有种姓。那时候发生的是这个外来文明从北方南下，然后开始分阶级。往后每个世纪都有一些泰米尔知识分子奋起反对种姓制度。这些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排斥仪式和迷信，但他们并不反对整套系统。他们说，宗教有其必要性，神也有其必要性。雅利安人却在传播迷信。”

“你年轻时信仰虔诚吗？”

“我很小的时候会定期造访寺庙，或是跟父母去，或是自己去。我们会前去瞧瞧，四处走走，拜拜神，祈求家运兴旺，学业顺利，经济宽裕。我是个信徒。直到十二岁那年。听了佩里雅尔演说之后，我慢慢脱身。十二岁之后，我还是个信徒，但不再去寺庙。我开始不相信那宗教中的仪式部分。我在年轻时读了不少神话，但当我开始明白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把戏时，就没兴趣了。”

他重新谈起自己的生平。“我一九四八年离开了工程学院，当时我二十三岁。这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我到政府里服务，被派到一个小镇当基层工程师。我成为工程师和在政府任职的事让我父母亲很高兴。

“到了那个我被派去的小镇，我要从一位婆罗门官员接过职位。交接那天，他在家中请我吃饭。他住在一栋租来的房子里。我们用完餐后，女仆把杯盘等收到里面去。我听见婆罗门官员的太太告诉女仆说，不要把我用过的杯盘拿进厨房，而要拿到后院清洗，因为那些杯盘被我碰过了。这让我觉得不舒服。”

“你怎么办？”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

“你以前跟那官员一起吃过饭吗？”

“我们一起吃过，坐在地上，用手吃。那次经验留下了阴影。我默默承受了那次侮辱，什么都没做。既然是他们请我吃饭，我要是大叫或抗议或说什么都有失礼节。”

“你祖父是织工，你父亲是小公务员，你在二十三岁时成为工程师。就你的生平来说，应该算是有所发展，更上一层楼吧？”

“我是因为有保留名额才成为工程师的。我下决心替类似领域的其他人争取类似的权益，我想要全心全力为这项使命奔走。在职权之内，我做了一切做得到的事——把经费分配到落后地区，在偏远地方建造种种设施。安纳杜莱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创立了DMK，但身为政府官员，我不能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