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30/32页）

七八年前，泰米尔纳德发生过一场农民运动。运动被平息了。自从独立以来大约四十年间，印度政府必须应付国内许多地方许多类型的运动。政府已经学会如何处理，知道何时该强力镇压，何时又该放手不管。

那次农民运动的参与者有一些还活着。他们已经恢复平民生活，境况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警方掌握着这些人。通过警方的安排，我与其中两人见了面。

警方将他们从一个偏远的地区传唤过来，见面地点就在我的旅馆房间。一位便衣警官跟他们一起来。我这边则请了两位新闻记者，一位是来帮忙翻译的负责犯罪新闻的记者，另一位是来观察的体育记者。因此，旅馆房间里共有六个人。人多当然就需要讲究礼仪，旅馆的茶点和殷勤的客房服务侍者令每个人都有点不自然。

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那两位往昔的叛乱者。他们肤色很黑，体格结实，穿着类似制服的东西：长腰布及松垮的米黄色衬衫。他们头发浓密，涂了不少油，从额头及鬓角往后梳，在衣领正上方的后脑勺部位修剪成一条直线。

两人当中年纪较大的代表发言。他体格较壮，鼻子较大，皮肤较光亮。他说他哥哥是共产党员，他的思想就是被这位哥哥——后来被一个地主杀死——灌输的。他，说话者，又向在场的另一位灌输，后者年纪较小，是他的小舅子。他父亲在铁路局的小卖部工作。有一天，父亲的脚趾在调车厂的事故中被碾断。儿子于是向铁路局求职。他原本应该得到一份职位：铁路局的惯例是员工受伤而必须退休时，出于体恤会给这位员工的一位家人工作。但因为别人向副站长或地位相当的主管行贿，这个儿子并未得到工作。

警官点点头。在那个阶层，就是如此这般——警官会表示同情倒有点不寻常。两位记者也同意，那类工作就是这样搞的。

他们村里的婆罗门很少。住在那片地区的大多是落后的种姓和“阿迪达罗毗”，即最早的达罗毗荼，还有原住民、部落民族。这些人深受大地主或称“柴明达尔”的无情剥削。凡是土地超过五十英亩的人在这里都算是大地主。许多柴明达尔属于来自隔邻安得拉邦的瑞迪雅尔社群，但也有阿迪达罗毗荼的柴明达尔。

柴明达尔以三卢比的日薪雇用女人，五卢比雇用男人。当时的最低工资是女人五卢比，男人九卢比。左派分子的目标是挑起雇用者与地主之间的敌对。为了达成这目标，他们告诉被雇用者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鼓励他们向地主提出要求。地主通常会拒绝，而从其他村庄找来被雇用者。有时候，地主会采取比较粗暴的手段。这两人中年纪较大者的哥哥被一位柴明达尔杀了。之后便只有宣战一途：那位柴明达尔必须偿命。

他们前后三次企图对柴明达尔下手。他们跟踪他，然后有一天当他乘坐汽车时，六个左派分子也随着登上巴士。但什么也没发生。因为顾虑到其他乘客，他们犹豫不决，在一阵混乱中，柴明达尔趁隙脱逃。第二次，他们一大早在田里等柴明达尔。他出现了。他们对他开枪，却没射中。第三次，他们终于得手。八个人出动突袭了柴明达尔的住宅，投掷了几颗手榴弹。他们杀了三个人：柴明达尔、他的情妇和一名婴儿。他们事先不知道屋里有婴儿，婴儿丧生的事令他们很不安。

在这之后，他们只干过两起杀人事件。这时他们只是遵命行事。所谓命令倒更像是决定：这些决定是在集体会议中达成的。他们的目标是推翻政府，如果对象是被他们认定为“敌人”者，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将之灭口。

然后警方开始行动。他们从左派分子出没地区的外围夹攻，或是说放置一支“扳手”，再逐渐把扳手扭紧。三十个左派分子被杀。旅馆房间里的这两个人幸运逃过一劫。他们在一段时间前已向警方投案，事发时正因谋杀柴明达尔与其情妇及婴儿的罪名被关在监狱中。（以上是我当时听到的说法：这部分有点模糊，也让人觉得其中有蹊跷。但由于场合拘束，由于从原话到翻译之间的时差，由于翻译颇为扼要笼统，我当时没想到多问。到了后来才发觉这地方明显模糊不清。）

警方没有足够证据起诉这两个人。他们找不到证人，因为这两个人在开庭前十天就发出警告，说谁要是出面指证，第二天就会没命。在旅馆房间里，那人说这段话时相当冷静，便衣警察则点头、屏息，也是冷静以对，仿佛这全是不得已的事。

这两个人最后被释放了。由于他们所属的团体已被除掉，他们没有旧窝点可以回——说到这里，虽然没人问起，他们两人都说自己未曾出卖团体中的任何人。年纪较轻的小舅子说，警察砍断了他一只脚的“脚神经”。他让我们看他穿凉鞋的脚，脚背上有条黑色疤痕，看似烧伤的结果。较年轻的人说，纵使受了这种刑，他也没出卖任何人。警官听了并无不安之色，也没有干涉之意；似乎那只脚和神经的可怜遭遇也是不得已的事，而且大家都知道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