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型战争（第6/32页）

他跟甘地不同，他反对甘地，但在某些方面他却与甘地相似：他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摸索出推动使命的方法；他对这使命终生不渝；最重要的是他有务实的态度。跟甘地一样，佩里雅尔也出生于印度教商人的种姓家庭。甘地出身于小邦官员家庭；佩里雅尔出身于富商家庭。佩里雅尔的教育程度不像甘地那么高，但他可以说比甘地虔诚、传统。甘地违背其种姓的规定，前往伦敦研习法律。佩里雅尔二十五六岁时（甘地正在南非奋战）前往贝那拉斯，为的是想做个身无长物、靠信徒施舍的遁世者，借此获得某种心灵启示。

他从未得到启示，于是离开贝那拉斯，回到家乡城镇协助家族事业。他也参与地方政治，并于一九一九年——这时甘地回到印度已经数年之久——加入国大党。他支持国大党的手织土布运动，也采取不合作策略。

然后，他脱离了国大党，起因是南方婆罗门的种姓偏见。非婆罗门不得随意进入寺庙。他们绝对不可以进入供奉庙神的内殿，只能从远处观看。有时候，非婆罗门甚至不能走上寺庙前的小路。

一九二四年，最后这项禁令在邻近的喀拉拉邦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当时，喀拉拉是个君主邦国，有自己的大公，而喀拉拉的婆罗门对于种姓禁令方面甚至比马德拉斯的泰米尔婆罗门还严格。王宫围墙内有一座寺庙，也有一个法庭。某天，寺庙在举行什么神圣的聚会，因此禁止非婆罗门走上庙前的小路。这条小路正好也是通往法庭的途径。一位名叫马哈文的非婆罗门律师当天必须出庭，但是（人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成名）马哈文不能从寺庙前面经过。喀拉拉的一些非婆罗门为此提出抗议，开始煽风点火，大公把他们囚禁了起来。他们向佩里雅尔求助。他前往喀拉拉，在那里活动了一整年，直到寺庙前的小路终于开放给非婆罗门使用。

随即又出现了一场危机。有人发现，在一所以传播甘地思想为宗旨的国大党学校里，婆罗门学生与非婆罗门学生必须分开用餐。接着，大家又发现，虽然这所学校由一位婆罗门掌管，其资金却是来自非婆罗门的。有人向甘地报告了这件事，不过他的反应既暧昧又轻松。

佩里雅尔就在这时跟甘地及国大党分道扬镳了。（马德拉斯流传的一则——来自婆罗门——的故事说，分裂的真正原因是佩里雅尔被要求针对与手织土布运动有关的款项提出说明。）一九二五年，佩里雅尔发起“自尊运动”，这时他想到一个高明的主意，即以穿黑衬衫来象征他的主张。于是，在将近五十年的余生中，他就穿着黑衬衫到处活动，企图革除婆罗门优越感、种姓制度、国大党、印度教，以及妇女的恶劣处境。他鼓吹非婆罗门举行自尊婚礼，即不请祭司主持也不需要宗教誓约的婚礼。他也宣扬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

“未来的世界不会有缺乏品格和教养的人……现代人的品格会堕落，是因为文化、正义及纪律都被用于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种姓和阶级差异……当这些资本主义及个人主义的状态消失之后，堕落的品格就不会再有存在的必要。”

他所描绘的是一个充满科学成果、无须神祇存在的远景。

“交通以空运为主，速度极快……可以把收音机装在男人的帽子里……添加维生素的食物可以做成药丸或装入胶囊里，其量可供给一天或一周的养分。平均寿命可达一百岁或更长……汽车的重量可能只有一英担⑤左右，而且不必使用汽油……电力将配送到每一个地方、每一户人家，满足人们的所有需要……所有产业和工厂都不以个人私利为目的。它们全属于整个社群，而所有发明都为了满足全部人的需要和娱乐……当世界本身变成乐园时，人们就不需要去设想虚幻的乐园。只要没有匮乏，就没有神祇。只要有科学知识，就不需要推测和想象……我们必须把生存竞争转变成快乐人生。”

佩里雅尔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宣扬，告诉大家在未来的世界里种姓迫害将随着神祇一起消失；尽管如此，他也在同时展现出从小在家庭里养成的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他出生在商人家庭，一辈子关心金钱方面的事，从不否认金钱的价值，总是设法让自己和他的运动维持经济上的独立和宽裕。他的运动从未缺钱，他遗留下来继续推动使命的信托基金相当庞大。

他的遗物存放在佩里雅尔提达尔主建筑的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前侧的四柱床上摆着一幅裱糊起来、真人一样大小的佩里雅尔的相片（电影广告及选战宣传风格转移到了这间私人博物馆），相片中的他很老，蓄着胡子，盘腿坐着，似乎在写字。床上有条粉红色花纹的毯子，相片倚靠在一只枕垫上。四柱床的柱子是白色的，柱顶上没有罩篷。床的一边立着一座旋转式高书架，上面摆着佛陀和列宁的半身雕像，纪念品商店出售的那一类东西，以及一尊马的雕像——这是人家送的礼物。那匹马并无特殊意义，佩里雅尔把它留下来只是因为它好看，也为了怀念赠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