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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事先已经通知将军抵达时不要组织群众欢迎，仍有一支光鲜的马队在港口迎接，波萨达·古铁埃雷斯省长还准备了一支乐队和三天焰火。将军一行还没有到商业区，一场大雨就打乱了庆祝活动。这场雨下得比往年早，来势凶猛，把铺街石都翻起冲走，贫民区淹了水，气温却毫不减退。在乱哄哄的招呼声中，有人说了一句老掉牙的蠢话：“我们这里太热了，母鸡下的蛋都是熟的。”以后三天里，灾难性的天气没有任何改变。昏昏沉沉的午睡时间，山那面降下一片乌云，笼罩在城市上空，随即下起瓢泼大雨。然后又是骄阳当空，和先前一样毒辣，市民组织的抢修队正清理街上的残砖断瓦，早晨的乌云又开始在山头汇合。不论白天黑夜，室内户外，似乎都可以听到吱吱发响的热气。

将军发着烧，几乎支撑不到官方的欢迎仪式结束。市府大厅里的空气热得要沸腾，他一反常规，坐在扶手椅上讲了话，措辞像主教那般谨小慎微，话说得很慢，很艰难。一个穿着有荷花边的连衣裙、肩后佩着天使翅膀的十岁小女孩背诵了一首赞扬将军光辉事迹的颂歌，急促得喘不过气。但她背错了，接着重背，前后颠倒乱了套，不知如何是好，一双小眼睛惊慌地盯着将军。将军像串通作弊似的朝她一笑，低声提示：

他宝剑的闪光

是他功勋的生动反映。

将军得势的最初几年，一有机会就举行盛大宴会，让客人们吃饱喝足，一醉方休。那个豪华时期使用的刻有他姓名第一个字母的专用餐具保存了下来，何塞·帕拉西奥斯现在取出来给客人们用。在翁达的欢迎宴会上，将军同意坐在首席，但只喝了一杯葡萄酒，尝了一口河龟汤，觉得反胃就不碰了。

他很早退席，回到波萨达·古铁埃雷斯上校家中为他准备的房间，但听说圣菲的邮班明天到来，本来不多的睡意顿时全部消失。他惶惶不安，三天没有想的烦恼重新涌上心头，拿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折磨何塞·帕拉西奥斯。他想知道自己离开后发生了什么事，不由他执政的城市怎么样了，没有了他生活有什么变化。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顶半个世界的美洲简直发了狂。”在翁达的第一晚，他更相信这句话有道理。

将军睡觉一向不用蚊帐，这一晚蚊子的骚扰使他更烦躁不安。他一会儿起来在房间里转着圈子自言自语，一会儿躺在吊床上使劲晃荡，一会儿又裹着毯子捂得大汗淋漓，几乎是大叫大嚷地说胡话。何塞·帕拉西奥斯陪着他，回答他的问题，不用掏坎肩口袋里带链的一对怀表就能告诉他时间是几点几分。将军没有气力自己摇晃时，他就帮着推吊床，同时用一块布巾挥赶蚊子，终于让将军睡了一个多小时。破晓前，将军听到院子里有牲口和人的声息，一惊而起，穿着睡衣出去取信件。

随着马队同来的还有年轻的阿古斯丁·德伊图尔比德上尉，他是将军的墨西哥副官，由于最后一刻有些事要处理，滞留在圣菲。他捎来苏克雷元帅的信，信中为没有及时赶到送行深深表示遗憾。还有凯塞多代理总统两天前写的一封信。波萨达·古铁埃雷斯省长拿了星期天的剪报进来，这时天还未大亮，将军眼神不济，请他代为念信。

圣菲的新闻是星期天人们都出城去牧场，许多父母和孩子带着盛放烤乳猪、熏猪肚、大米灌肠、浇上热奶酪的土豆，在动乱以来城里还未见过的好阳光底下，坐在草地上野餐。五月难逢的好天气驱散了星期六的紧张气氛。圣巴托洛梅学院的学生们又上街搞模拟处决的闹剧，但那些老花样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他们闹得没趣，傍晚前就散了。星期天把猎枪换成六弦琴、在牧场取暖的人群弹唱班布卡乐曲，下午五点一场阵雨浇散了聚会。

波萨达·古铁埃雷斯念到这里插嘴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玷污您的光荣。不管别人怎么说，到了天涯海角阁下仍旧是最伟大的哥伦比亚人。”

“我也不怀疑，”将军说，“我一离开，太阳就重新放光，单凭这一点就够了。”

信中唯一让他生气的是共和国代理总统竟然把桑坦德分子称为自由党，仿佛成了正式名称。“我不明白那些蛊惑家有什么权力自称为自由党，”他说，“他们见到什么就偷什么，连这个名称也要盗用。”他从吊床上跳下来，大踏步从屋子一头走到另一头，当着省长的面继续发泄心中的怒火。

“事实上除了支持我和反对我的人之外，这里没有什么党派，您比谁都清楚，”他结尾说，“人们也许不信，可是我比谁都更是自由派。”

省长的一个私人使者后来传口信说曼努埃拉没有写信，因为信使得到明确指示，不准接受她的信件。口信是曼努埃拉亲自捎的，当天她就为这禁令向代理总统递交了一份抗议书，一系列的挑衅就从这件事开始，最终导致她的流放和销声匿迹。波萨达·古铁埃雷斯很了解他们之间的不幸爱情，使他感到诧异的是将军听了这个坏消息反而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