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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到有一支舢板队靠近的消息，停泊在港口的一艘炮艇立刻开动。何塞·帕拉西奥斯从帆布篷的窗口里望见炮艇，弯下腰对闭着眼睛躺在吊床上的将军说：

“将军，我们到了蒙博克斯。”

“上帝之乡。”将军没睁眼说。

他们顺流而下时，河流越来越宽阔肃穆，仿佛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热气浓得几乎可以用手触摸。航行的最初几天，将军老是在船头盘桓，观看瞬息万变的黎明和流光溢彩的黄昏景色，如今情绪低落，没有这份兴致了。他不再口授信件，也不听人给他念书，不问同伴们任何问题，似乎对生活毫无兴趣。在最燠热的午睡时间，他蒙着毯子、闭上眼睛躺在吊床上。何塞·帕拉西奥斯怕他没有听见，又招呼一遍，他仍旧不睁开眼睛。

“蒙博克斯不存在，”他说，“我们有时梦到，但是它不存在了。”

“我至少可以证实圣巴巴拉塔楼还存在，”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我从这里已经看到了。”

将军烦恼地睁开眼，在吊床上坐起来，看到中午炫目的阳光下古老陈旧、多灾多难的蒙博克斯的一些房子的屋顶。这个城市遭到战争的破坏，在共和国的混乱中日趋败落，又受到天花流行的再度摧残。河流正是在此时以无可挽回的态势开始改道，这里注定会在本世纪结束之前遭到废弃。每次汛期洪水给石堤造成的损坏，都曾被西班牙殖民者以伊比利亚半岛式的顽固精神抓紧修复，如今只剩下乱石滩上零落的废墟。

炮艇向舢板靠近，一个仍穿着总督时期旧警察制服的黑人警官把炮筒对准舢板。卡西尔多·桑托斯上尉朝他嚷道：

“别胡来，黑人！”

桨手们停止划船，舢板随水漂流。卫队的投弹手把枪对着炮艇，等候命令。警官仍旧不为所动。

“出示通行证，”他喊道，“我以法律的名义命令你们。”

这时他才看到帆布篷里出来了一个脱了形的人，看到一只枯瘦却带有不容违抗的权威的手，命令士兵们放下武器。然后他声音微弱地对警官说：

“长官，您也许不信，不过我没有护照。”

警官不认识他。费尔南多告诉他之后，他什么也没脱就跳进河里游到岸边，赶快跑到城里去报告好消息。炮艇敲着钟送舢板到港口。船队还没有拐最后一个弯，还没有望到整个城市之前，八个教堂的钟全敲响了。

殖民时期，圣克鲁斯·德蒙博克斯是加勒比海岸和内地贸易的桥梁，因而富裕繁荣。美洲刚刮起自由之风时，这个当地贵族的堡垒首先宣布独立。西班牙加以重新征服，将军本人又解放了它。它只有三条同河流平行的街道，宽阔、笔直、尘土飞扬，建筑都是有大窗户的平房，住过两个伯爵，三个侯爵。本城的金银手工业以精致享有盛名，并没有因共和国的动荡而受影响。

将军这次来到时对自己的光荣十分灰心，对世界感到失望，发现港口居然有一大群人等着欢迎他，完全出乎意外。他匆匆穿上灯芯绒裤子和长靴，尽管天气很热还是披上斗篷，脱掉睡帽，戴上他在翁达告别时用的大檐帽。

拉康塞普西翁教堂正在举行隆重的葬礼。民政和教会当局、教会团体和神学院的头面人物正衣冠楚楚地在参加棺前弥撒，听到钟声齐鸣以为是失火，顿时一片惊慌。激动万分的警官冲进教堂，在市长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然后高声向大家宣布：

“总统到了港口！”

许多人还不知道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星期一有信使路过，在沿河城镇散播了翁达的传闻，但什么都没有说清楚。似是而非的消息使得临时组织的欢迎场面更加热烈，甚至丧家发现大部分吊丧的客人都离开教堂去码头了。葬礼进行了一半，只有一小批至亲好友在爆竹和钟声中护送灵柩到墓地。

五月雨水不多，河水流量很小，到港口码头需要爬上一道满是乱石的河谷。有人想背将军，他不高兴地拒绝了，自己扶着伊巴拉上尉的胳臂，一步一滑艰难地往上爬，终于不损尊严地到了上面。

他在港口和当局人士一一握手寒暄，从他的身体情况和手的小巧来看，手劲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上次见过他来蒙博克斯城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他的模样衰老得像他的父亲，但他剩下的一点活力还足以拒绝别人的帮助。他不坐人们为他准备的担架，坚持要自己步行到拉康塞普西翁教堂，最后还是不得不骑上市长怕他支持不住事先备好鞍的骡子。

何塞·帕拉西奥斯在港口见到不少出天花、脸上痘疮涂了龙胆紫的人。天花是马格达莱纳河下游反复流行的地方病，它在爱国军中引起的恐惧超过了西班牙人，因为在马格达莱纳河的战役中，天花在解放军部队中造成很高的死亡率。鉴于天花的危害，将军曾请一位路过的法国自然学家用牲畜痘疮的浆液接种在人身上替当地居民免疫。但这种方法引起的死亡人数也很多，最后谁都不信这种寄托在牛身上的医疗办法，许多母亲宁肯孩子冒染上天花的危险，也不肯让孩子冒接种的危险。可是将军接到的官方汇报使他相信天花的灾祸已被战胜。因此，当何塞·帕拉西奥斯告诉他群众中有许多脸上出痘抹药的人时，他的反应厌烦多于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