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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将军又来到图尔巴科，仍旧住在那幢阴凉的房子里，有大的月形拱，落地窗朝着碎石铺就的广场，在隐修院式的院子里他曾见过新格拉纳达的大主教兼总督堂安东尼奥·卡巴列罗–冈戈拉的幽灵，据说月光之夜他在甜橙树下散步，试图减轻他的累累过错和沉重的孽债。同海岸燠热潮湿的气候相反，图尔巴科凉爽宜人，因为它海拔较高，附近小河岸边有许多根须虬结的巨大的月桂树，士兵们就躺在树荫下午睡。

两夜前，他们总算到了沿河航行的终点新峡，由于事先订好的住处和骡子没有准备就绪，只得凑合睡在堆大米口袋和生皮的发臭的篷子里。到达图尔巴科时，将军浑身湿透而且酸痛，困得要命，但又睡不着。

行李还没有卸完，将军到达的消息已经传到仅六里路外的卡塔赫纳，省行政长官和军事司令马里亚诺·蒙蒂利亚将军做了安排，第二天组织群众欢迎。可是将军没有兴致。他对冒雨在公路上等候的人像老朋友那样热情地招呼，但坦率地请求他们让他独自安静一会儿。

事实上，尽管他竭力掩饰，他的身体情况比情绪更坏，侍从们也注意到他一天不如一天。他疲惫不堪。皮肤从青灰变成了带死气的黄色。他老是发烧，头痛一刻不停。神甫要去请医生，将军反对说：“如果我把医生们当一回事，我早就入土了。”他本想第二天前去卡塔赫纳，可是早晨听说港口没有去欧洲的船只，刚到的邮件中也没有他的护照，于是决定停留三天休息休息。军官们很高兴，不仅为他的健康着想，还因为私下传来的有关委内瑞拉局势的消息对他的情绪也不利。

但是他无法阻止人们不断地燃放爆竹直到火药用尽，近处安置了一个风笛手乐队，一直演奏到深夜。他们还从邻近的马里亚拉巴哈沼泽地请来一群黑人男女，穿着十六世纪欧洲宫廷服装，以非洲舞蹈的风格滑稽地跳西班牙的宫廷舞。将军上次来这里时特别喜欢，看了好几次，这次特意请了来，可是将军一眼都不看。

“叫他们离得远远的。”他说。

卡巴列罗–冈戈拉总督盖了这幢房子，在里面住过三年，屋子里常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回声，据说是他的冤魂不散。将军不想再住上次住的房间，因为每晚都梦见一个头发光亮的女人在他脖子上系一条红缎带，一次又一次地把他弄醒，直到天亮。因此他吩咐把吊床挂在厅里的铁钩上，睡了一会儿，没做噩梦。外面大雨滂沱，一群小孩趴在临街的窗口看他睡觉。一个小孩悄悄地呼唤：“玻利瓦尔，玻利瓦尔。”他在高烧的迷雾中寻找，小孩问道：

“你喜欢我吗？”

将军颤巍巍地微笑点头，接着他吩咐把整天在房子里乱跑的鸡轰走，让小孩都走开，关上窗户，重新再睡。醒来时外面还在下雨，何塞·帕拉西奥斯准备挂蚊帐。

“我梦见街上的一个小孩在窗外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将军告诉他。

将军二十四个小时没有吃过东西，同意喝一杯煎剂，但是没能喝完。他一阵晕眩，又躺在吊床上，迷迷糊糊地沉思，瞅着倒悬在屋顶梁上的一排蝙蝠。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

“咱们要埋在别人的施舍中啦。”

他一路过来，对沿河一带向他诉说苦处的解放军旧军官和普通士兵十分慷慨，到了图尔巴科时旅费只剩下四分之一。还不知道省政府千疮百孔的金库里有没有钱兑现他那张汇票，或者有没有可能让一个投机倒把的商人贴补。到欧洲之后立即要支付安置费用，他指望英国感恩图报，因为他给了英国不少好处。“英国人是欢迎我的。”他常说。至于如何不失旧日体面地维持生活和最少限度的仆人和侍从，他指望卖掉阿罗阿的矿。话虽这么说，如果真要走的话，他和侍从的船票以及旅途花费必须明天就凑齐，而他手头的钱款还差一大截。不过他在关键时刻能发挥无穷的想象力，他不能坐以待毙。尽管发烧头痛，眼里金星直冒，他强打精神，克服了昏昏沉沉，向费尔南多口授了三封信。

第一封是给苏克雷元帅送行的来信的感情真挚的答复，其中只字不提他的病情，虽然平时遇到那天下午的情况，迫切需要人们同情时他常谈自己的病痛。第二封是给卡塔赫纳的省长堂胡安·德迪奥斯·阿马多尔的信，请他兑现那张给省金库的八千比索的汇票。“我很穷，需要这笔钱才能离开。”信中说。请求很见效，不出四天就得到了首肯的答复，费尔南多便去卡塔赫纳取款。第三封信是给哥伦比亚驻伦敦公使、诗人何塞·费尔南德斯·马德里的，请求他支付将军给罗伯特·威尔逊爵士开的一张汇票和另一张给英国教授约瑟夫·兰开斯特的汇票，金额是二万比索，为了酬谢他在加拉加斯推行了一种互教互学的新型教育制度。“这件事牵涉到我的信誉。”信中说。他预计到那时候他的诉讼总该解决，矿也该卖掉了。这件事徒劳无功：信到伦敦时，费尔南德斯·马德里公使已经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