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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帕山麓原有一个可供娱乐的郊区，卡塔赫纳人在一八一五年自己将其付之一炬，不让卷土重来的保皇派军队有驻扎的地方。这次牺牲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西班牙人经过一百一十六天的围困之后攻陷城市，城内军民最后连皮鞋底都吃，六万多人死于饥饿。时隔十五年，平原依然一片荒凉，在下午两点钟的烈日下烤得发烫。重建的少数房屋中有一所是英国商人朱达·金塞勒的产业，当时他在国外。将军从图尔巴科来到时就注意到这座房屋修葺整洁的棕榈叶屋顶和色彩明快的墙壁，周围全是枝叶扶疏的果树。蒙蒂利亚将军认为，如此等级的客人住这种房子未免委屈，但将军提醒说，他既在伯爵夫人豪华的床上睡过，也裹着大氅在猪圈的地上躺过。于是蒙蒂利亚把房子租了下来，期限不定，还付了床和洗脸架，六把客厅用的皮靠椅和金塞勒先生自制酒用的蒸馏器的费用。他还从市政厅搬来一把丝绒安乐椅，又吩咐盖了一个泥巴苇子墙的棚子，让卫队的投弹手安身。即使太阳最猛的时候，屋子里也很凉爽，任何时候都不如巴尔德奥约斯侯爵的邸宅潮湿，还有四间敞开的卧室，鬣蜥可以自由进出。凌晨可以听到熟透的山番荔枝果实从树上落地的爆裂声，即使干醒着也不寂寞。下午，特别是遇到暴雨的日子，可以看到穷人的送葬队伍，抬着淹死的亲人到修道院去守灵。

将军搬到波帕山麓以后，只到城里去过三次，让一个路过卡塔赫纳的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梅乌契替他画肖像。他感到十分虚弱，只能坐在侯爵邸宅野花环绕、禽鸟欢闹的院内平台上，并且最多只能一动不动地坐一小时。完成的肖像他很喜欢，尽管画家倾注了过多的怜悯。

他九月份遭暗算前不久，新格拉纳达的画家何塞·马利亚·埃斯皮诺萨在圣菲市政厅里也替他画过像，作品同他自己心目中的印象差别太大，他忍不住在他当时的秘书桑塔纳头上出气。

“你知道这幅画像谁吗？”他对桑塔纳说，“像拉梅萨的奥拉亚老头。”

曼努埃拉·萨恩斯听说后十分恼火，因为她认识拉梅萨的那个老头。

“我觉得你也不免太糟蹋自己了，”她对将军说，“我们上次见到奥拉亚时，他快八十了，站都站不稳。”

他最早的一幅肖像是十六岁时在马德里画的袖珍肖像，画家的姓名已无从查考。三十二岁时又在海地画了一幅，两者都如实反映了他的年龄和加勒比气质。他有一点非洲血统，因为他的高祖父同一个女奴生了一个儿子，这一点在他的相貌上相当明显，以至利马的贵族们把他称为桑博人。随着他的飞黄腾达，画家们开始净化他的血统，把他表现得理想化、神话化，甚至给他的塑像加上罗马人的轮廓，传诸后世。埃斯皮诺萨的画像活脱脱像他本人，年龄四十五岁，遭受疾病的折磨，而他竭力掩饰着，甚至在死亡前夕还向自己掩饰。

一个雨夜，将军在波帕山麓的房子里睡得很不踏实，醒来时看到卧室角落坐着一个天使般的少女，身上是平民百姓的粗麻布长袍，头上用发光的萤火虫装饰。殖民时期，欧洲的旅行者惊奇地发现土著走夜路时用装满萤火虫的瓶子照明。日后，隐隐发光的萤火虫成了共和国妇女的时髦装饰，有的把它们当作花环，有的用作发箍或胸针。那晚进入卧室的姑娘把萤火虫缀在头巾上，脸蛋有一抹幽灵似的萤光。她神情忧郁而神秘，不满二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他当即发现了他最欣赏的女性美德：璞玉未琢的智慧。她来到投弹手驻扎的棚子，随便给些什么就愿意委身，值班的军官觉得奇怪，便让何塞·帕拉西奥斯领去，看看将军是否有兴趣。将军叫她躺在自己身边，因为他没有气力把她抱上吊床。她解下头巾，把萤火虫藏进一截随身带的挖空的甘蔗里，在他身边躺下。将军同她天南地北聊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她卡塔赫纳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他们说将军身体很好，不过装出有病让人同情。”她说。

他脱掉睡衣，叫姑娘借着烛光仔细看看。一具难以想象的形销骨立的躯体在她眼前呈现无遗：下陷的腹部，嶙峋的肋骨，腿和手臂只是一副骨架，全身毛发不多，颜色死白，头部由于常年风吹日晒，皮肤黝黑，像是另一个人的。

“我只是比死人多一口气而已。”他说。

姑娘仍旧不信。

“人们说您一向这样，不过现在有意让人知道。”

他却不甘罢休，继续拿出他确实有病的证据，她被睡意侵袭，不时打盹，但继续回答，说话没有中断。整整一宿，他碰都没碰她，仅仅感到她青春肉体散发的活力就满足了。伊图尔比德上尉突然在窗外唱起来：“如果狂风暴雨再不停息，惊涛骇浪继续加剧，那就搂着我的脖子，让大海把我们一起吞没。”那是过去的一支老歌，当时他还经受得起熟透的番石榴的气味和黑暗中女人的无情。将军和姑娘怀着几近虔敬的心情一起倾听，但她没等第二支歌唱完就睡着了，过后不久，他陷入虚脱般的疲惫。乐声停息后，万籁俱寂，当她为了不吵醒将军，蹑手蹑脚起来时，狗警觉地吠叫起来，一呼百应。他听到姑娘暗中摸索，在找门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