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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婊子养的！”他吼道。

摔破餐具的轰响还在屋子里回荡，将军已经恢复了自制。他倒在安乐椅里嚷道：“是奥万多干的。”一连说了几遍：“是奥万多干的，西班牙人收买的凶手。”他指的是帕斯托司令何塞·马利亚·奥万多将军，驻在新格拉纳达南部边境。这一来，奥万多除掉了将军唯一可能的继承人，确保自己可以取得四分五裂的共和国的总统宝座，以便日后让给桑坦德。阴谋分子之一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他从圣菲广场商定暗杀计划的一幢房子里出来时，看到苏克雷元帅披着黑呢大氅，戴着一顶旧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独自一人冒着傍晚寒雾在教堂庭院散步，这时他从灵魂深处感到一阵震颤。

将军得悉苏克雷惨死的当晚大口大口地吐血。像在翁达的时候一样，何塞·帕拉西奥斯隐瞒了这件事。上次他趴在浴室地上用海绵擦去了血迹。他两次都保守了秘密，尽管将军没有要他这么做，因为他认为不能雪上加霜，给大家添上坏消息。

在瓜亚基尔时，将军有一晚意识到自己的未老先衰。以前他头发长及双肩，用丝带在后脑扎成一束，打仗和做爱时比较利索。那晚他发现头发几乎全白了，面容憔悴忧伤。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你见到我可能不认识了。我四十一岁，但像是六十岁的老人。”当晚他剪去了头发。不久后，他去波托西，为了延缓急速流逝的青春年华，他剃掉了鬓角和胡髭。

苏克雷遭到暗杀之后，再怎么化妆也掩饰不了他的苍老。悲痛笼罩着波帕山麓的房子。军官们不再玩牌，围坐在院里驱散蚊虫的篝火旁，或者躺在集体卧室高低错开的吊床上，聊得很晚，甚至彻夜不眠。

将军点点滴滴表达他的悲愤。他随意找两三个军官，向他们诉说心底的隐痛，谈到深夜。他再次对他们唠叨，由于桑坦德的卑鄙，他的军队几乎瓦解，桑坦德当时代理行使哥伦比亚总统职权，不肯发兵发饷，让他完成秘鲁的解放。

“他生性吝啬，”将军说，“头脑更为简单，目光短浅，囿于殖民时代的边界。”

他又提起那件说过千百次的事：邀请美国参加巴拿马国民代表大会是对一体化的致命打击，正当要宣布美洲团结的时候，桑坦德自作主张请来了美国。

“那就好比请猫参加老鼠的聚会，”他说，“而这仅仅因为美国扬言要指责我们把美洲变为反对神圣同盟的人民国家的联盟。我们不胜荣幸！”

他再一次对桑坦德为了实现个人目的而采取的难以置信的残忍手段表示惊骇。“像臭鱼一样让人恶心。”他说。他第一千次抨击桑坦德向伦敦借款，纵容他朋友的贪污腐败。无论私下交谈或在公开场合，他每提起这些事就在一触即发的爆炸性的政治气氛中加一点油。但他无法控制自己。

“那仿佛是世界毁灭的开始。”他说。

他在处理公款方面十分严格，每提起这种事就暴跳如雷。他担任总统时，曾颁布一条法令，公务员凡有贪污盗用十比索以上公款者一律处以死刑。反之，在个人财产方面，他非常慷慨大方，独立战争短短几年里就散去他继承的大部分遗产。他的薪俸都散给了伤残的战士和死亡战士的遗孀。他把继承来的榨糖厂送给侄子们，把加拉加斯的住宅送给几个妹妹，他的土地极大部分早在取缔奴隶制之前就分给了他先解放的奴隶们。他拒绝了利马议会欢庆解放时决定赠送给他的一百万比索。政府拨给他一个在蒙塞拉特的庄园，让他有个体面的住所，而他在辞职前不久送给了一个经济困难的朋友。在阿普雷，他从自己的吊床上起来，把它送给一个发烧的向导，让向导躺着发汗，自己裹了一件军用大氅往地上一躺，继续睡觉。他原想从自己的钱里付给贵格会教育家约瑟夫·兰开斯特的两万银比索并不是他私人的债务，而是应由政府支付的。他爱之若命的马匹经常留给路途中相遇的朋友，即使那匹闻名遐迩的“白鸽”也留在玻利维亚圣克鲁斯元帅的马厩里。然而一谈到被盗用的贷款，他就激动得失态，什么刻薄的话都说得出来。

“当然，卡桑德罗九月二十五日离任时很干净，他是装点门面的老手，”将军逢人便说，“可是他的朋友们把英国人以大笔息金借给国家的钱又带回英国，替他放高利贷，利上滚利。”

他整宿整宿地向所有人披露心底的混乱思想。第四天拂晓，当危象似乎不可逆转时，他突然出现在院子门口，身上仍穿着接到噩耗时的那套衣服，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将军叫进屋，同他一直谈到雄鸡啼鸣。将军躺在有蚊帐的吊床上，布里塞尼奥·门德斯躺在旁边何塞·帕拉西奥斯替他挂起的另一张吊床上。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把和平时期宁静生活的习惯远远抛在身后，几天之内又回到了戎马倥偬、凶吉未卜的战地夜晚。经过那次谈话，将军明确地知道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在图尔巴科表达的烦躁和愿望不仅是他个人的，而是大多数委内瑞拉军官的共同问题。自从新格拉纳达人和他们反目以来，委内瑞拉军官们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但是为了美洲的一体化，也不惜同室操戈。如果将军下令叫他们到委内瑞拉去打仗，他们肯定争先恐后，布里塞尼奥·门德斯比谁都跑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