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第5/7页）

因此，都是全国海员工会会员的舱面水手举行了一次会议，谴责大副在狂风暴雨中把一名普通水手派到桅杆瞭望台，会议决定是要求他绝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他想害死你，”工会代表简单明了地对我说。

果然，在另一个海浪滔天的早晨，这个脸上有伤疤的大副，端着喝剩的咖啡，操着德国口音对我大声嚷嚷，要我走上甲板，把救生船里的积水舀掉。要做到这一点，我得跳跃四英尺左右宽的水面，也就是说，从轮船跳入悬挂在汹涌海水之上的救生船，轮船向前行驶的冲力造成海水澎湃滔天，狂风暴雨也使海水如灌似浇。我又一次使用了双手，跳上了救生船，手提水桶，身穿雨衣（但嘴里喊着“啊哈”，就像我当年与安妮一起在弗吉尼亚，在月光下将原本装杜松子的空酒瓶扔过树梢那样叫着），我舀啊舀，但救生船里的水不怎么减少，这一定是大副整我的又一花招，在船外整我！为什么，我不得而知。“我们回到布鲁克林后，你应该在码头上揪住这家伙，”有个海员跟我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没有过这种想法。我内心的想法是：“他要我做什么，我就能做什么，我什么都能干。”我只想回到我的铺位上，继续阅读《福尔赛世家》。

它应该叫《斯堪的纳维亚世家》，不过，不管怎么说，这套书使我没有空闲时间，随后昏昏欲睡。我想，自从我发现了那个水雷并一声不吭完成了大副布置给我的任务后，船员们开始尊重我了，因为从那以后，他们甚至让我睡到五点一刻，比我值岗开始的时间晚了十五分钟，反正并不马上需要我，随后他们会轻轻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嘿，杜洛兹，该起床啦，你已经睡够啦！”

“睡美人！”我进去喝咖啡的时候，水手长大声称呼。

他们都是些好人，我们进行了一次顺利的航行。除了我永远也弄不懂那个大副的心思。这很像比利·巴德和轮船纠察长克拉格特的关系，因为他总是怒气冲冲，而我总是睡觉，这很能说明克拉格特和比利·巴德的情况，有罪的和清白的灵魂在同一条船上。

一天早晨，我好像听见我枕头正上方的钢铁桌子上正在拳打脚踢剧烈角斗，我以为五十名水手在打群架，手里拿着棍棒和大锤，就在这时，响起了急促的哨声和“所有人到甲板集合！”的袭击警报，我意识到我听到的是一艘潜水艇的攻击声，它射出了深水炸弹。我只是翻个身，又继续睡觉。这倒不是因为我们运载了五百磅炸弹，面对这种情况根本就无能为力，没法做出任何反应，而是因为我实在困倦，我在海军疯人院里就已琢磨透了：“如果上帝已经这样安排，那我穿过街道时都可能被人杀死，那么为什么不到海上去呢？”再说了，“轰隆”一声炸了轮船，反正我一直在 睡觉。他们称我“睡不醒的杜洛兹”。也许你会说，就像比特尔·贝利 [15] 那样……呼，呼，呼！

九

会议上，全国海员工会的代表在其他成员的同意之下，也针对救生船舀水事件谴责了大副。我不太记得在这些会议期间我在哪里，不是在船艉用可煮五十杯咖啡的壶煮咖啡，就是在睡觉或看书或站在船艏边值岗边做梦，不过事情都解决了。

我提及所有这一切，是为了澄清我自己，免得被人咒骂，说我松懈了美国抗战的斗志。

商船上纪律松散，现在我碰巧还记忆犹新的是大家都抱怨大副不住地对着每个人大声尖叫，我倒喜欢他这种尖叫，接受这种尖叫以及随之而来的危险。有时，我想：“啊，天哪，老爸会喜欢这一切的，喜欢在这艘船上，喜欢与我在一起，也许他能当个洗碗工，不行，他的腿受不了，嗯，可以当事务长，能有打字机……但是，这些巨浪，这些风暴，这些海员。”一九四三年，当你二十一岁的时候，一切都是浪漫的。

尽管你能列数出战争的种种罪行，但是它使人际关系更加紧密。

三十一岁的船长不断用望远镜观察，让海军水兵们用他们的闪光信号灯暗示船队其他船只的位置；他喝咖啡，试图打个盹。他看上去像办公桌边焦虑的行政长官约翰尼·卡森 [16] ，可他是个真正的船长。他不理睬大副。他不喝酒，像其他我认识的船长一样，我想他似乎在担心他的家人。船长总有某种神秘的色彩，他被称为“老头”，好像他并非人类，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我始终不能理解《白鲸》中皮廓德号 [17] 头二十天航程，那段时间里甚至没人见过亚哈 [18] ，只听见他来回踱步的沉重脚步声，噔，噔，在船长的房舱里，他在思考那条鲸鱼，那条该死的白鲸，此时此刻，我在苍穹里看见的就是那条该死的白鲸的眼睛（一会儿朝这边看看，一会儿朝那边看看，如果你理解我意思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