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莉拉（第2/7页）

格涅沙思考了一下他的处境。首先，他想到了钱的问题：自己欠着库柏太太两星期的寄宿费十一美元，目前兜里还剩十六美元三十七美分。他应该还可以从学校那边得到约莫二十美元的工资，但他决定不去索要这笔钱，即使他们主动寄给自己，也要如数退还。他还没有时间考虑是谁替他垫付了葬礼的费用。后来，在他结婚的前夕，他才发现是婶婶掏的腰包。他盘算着，钱暂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他继承了石油公司的土地征用费——每月六十美元——在佛维斯这可算得上是一笔很可观的财富。但是，石油公司的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尽管他已二十一岁，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还不知道如何赚钱养活自己。

有一件事情给了他希望。后来，他在《罪恶的年代》一书中写道：“在和莱姆罗甘先生的交谈中，我得知一件奇怪的事情。父亲是在那个星期一的上午十点五分到十点十五分之间过世的，正是我和米勒先生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此巧合，令我无比诧异。我第一次感到，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那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巧合，把我从都市生活的空虚中拽出来，放回到拥有更多时间静心思考的、平和宁静的乡村生活中。”

能够离开西班牙港让格涅沙感到开心。他在那里待了五年，却始终无法适应或融入当地社会。那个城市太大了，太嘈杂了，和他的家乡太不一样了。还是回到佛维斯好，人人都认识他，尊敬他，何况他还受过大学教育，且新近丧父——后两条更让他整个人都蒙上了一层光辉。他们称呼他“先生”，有些家长还鼓励孩子称他为“格涅沙老师”，但这勾起了他并不愉快的记忆，所以他拒绝了这一称谓。

“你们这样叫我是不对的，”他还隐晦地加了一句，“我觉得我是对着错误的人，教了错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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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个月，格涅沙变得无所事事：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甚至开始怀疑做任何事情的意义。他在熟人家吃饭，然后就是四处闲逛。他买了一辆二手的自行车，整日骑着车在佛维斯附近的山间小路上转悠。

人们说：“那个男孩，格涅沙，一直在思考问题呢。他很忧郁，但他还是不停地在思考。”

格涅沙也希望自己能够对人生有更深刻的思考，但令他感到不安的是，他想的都是些简单的小事情，稍纵即逝，无关紧要。他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古怪，害怕自己会疯掉。他熟识佛维斯的人，佛维斯的人也熟识他，并且喜欢他，但有时候，他感到自己和他们有点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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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格涅沙无法逃脱莱姆罗甘的纠缠。莱姆罗甘有一个十六岁的女儿，他想把女儿许配出去，而且想许配给格涅沙，这是村里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格涅沙常常收到来自莱姆罗甘的礼物——一个特殊品种的鳄梨、一罐加拿大三文鱼，或者是澳大利亚黄油——每次途经莱姆罗甘的铺子，他必定会被叫进去。

“哎，哎，先生。你怎么路过这里招呼也不打一声呢？人家会以为我们吵架了呢。”

格涅沙不忍心拒绝莱姆罗甘的邀请，尽管他知道在柜台后面，通往内屋的那扇门后，莱姆罗甘的女儿一定在脏兮兮的、镶着蕾丝边的门帘后面偷偷看他。格涅沙在父亲过世的那天晚上曾见过她一面，但那时候并没有特别注意她。现在，他发现门帘后的女孩个子挺高。有时候，女孩伸出头来怯怯地张望，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神里既有调皮、单纯，也有敬畏。

格涅沙无法把女孩和她的父亲联系起来。她瘦，皮肤白白的；莱姆罗甘胖，肤色几乎是黑的。他看起来好像终年只穿一件外套，那是一件蓝色条纹的衣服，没有领子，始终敞开着，露出他那个大圆肚子和毛茸茸的胸脯。莱姆罗甘整个人看起来和他的店铺是一体的。格涅沙有一种感觉，仿佛每天早上都有人拿一块油腻腻的抹布，把店里上上下下擦拭一遍——那台磅秤、莱姆罗甘和其他所有的东西。

“这里其实不脏，”莱姆罗甘说，“只是看起来脏。坐下，先生，请坐。用不着掸灰，因为没什么好掸的。你就在靠墙的长凳上坐吧，我们好好聊聊。我是个粗人，但我喜欢听有知识的人说话。”

格涅沙不情愿地坐下来，不知该如何作答。

“聊天可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莱姆罗甘总是拿这句话作开场白，说着便从高脚凳上滑下来，用手掌抹去柜台上的灰尘，“我喜欢听有知识的人讲讲他们的想法。”

格涅沙还是不说话，莱姆罗甘重又爬上高脚凳，开始谈论死亡。“你的父亲，先生，可是个好人啊。”他的声音里带着哀愁，显得很沉重，“不过，我们可是给他操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这是我在佛维斯参加的第一个葬礼，知道么，先生。我这辈子可是参加过不少葬礼，但现在我敢说，在任何人面前说，你父亲的葬礼是我见过的最体面的葬礼。实际上，我的二女儿莉拉，她是我所有女儿里最好的一个，也说那是她所见过的最隆重、最体面的葬礼了。她说她数过了，有五百多个人呢，来自特立尼达各个地方。出殡的车辆排起了老长的队伍。大家都喜欢你的父亲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