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 （1964）（第5/9页）

在什么意义上您复制一部小说的“构想的画面”？

一个创造性的作家必须仔细研究他对手的作品，包括上帝的作品。他必须拥有对特定世界既能组合，也能再创造的天赋。要充分地做到这一点，避免重复劳动，艺术家应该知道这个特定世界。缺乏知识的想象走不出原始艺术的后院，也不会比栅栏上儿童的涂鸦和市场上商贩的买卖走得更远。艺术从来不是简单的。回想起我讲课的时期，每当有学生使用这样可怕的措辞“真诚和简洁的”——“福楼拜的创作风格总是简洁和真诚的”，我就不自觉地会给个低分，因为这给人的印象是，“真诚和简洁”是散文和诗歌应得到的最好的赞美。当我删去这些措辞，有时太用力而划破纸时，学生就会抱怨：老师总是这样教导他的，“艺术是简洁的，艺术是真诚的。”有朝一日我必须追究这种恶俗的根源。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女学究？纽约的一个激进主义蠢蛋？很显然，艺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奇特的骗局和复杂。

说起现代艺术，对当代抽象绘画是否真诚或虚假、简洁或复杂，批评家的观点是有分歧的。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在抽象艺术和原始艺术之间，我看不出有什么根本的差异。这两类艺术都是简洁和真诚的。自然，我们不应一概而论，起作用的是个体的艺术家。但当我们暂且接受“现代艺术”这个一般概念时，我们就得承认，麻烦在于，现代艺术是如此陈腐、缺乏创意和学究气的。它仅仅以模糊和斑点取代了一百年前的大众喜好：意大利女郎、英俊的乞丐、幻想的废墟，诸如此类。然而，就像在那些毫无新意的油画中，会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光与影的处理很适宜，对暴力或温馨场面的表现也不乏神来之笔；在原始和抽象艺术品中，人们也能发现天才的闪光。就绘画和写作来说，只有才能使我感兴趣。我欣赏的不是一般的理念，而是个体艺术家的贡献。

对社会的贡献？

一件艺术品对社会没有什么重要性。它只对个体是重要的，也只有个体的读者对我是重要的。我并不在乎群体、社团、大众什么的。虽然我不关注“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的口号——因为不幸的是，这类口号的倡导者，如奥斯卡·王尔德及各种风雅诗人实际上都是糟糕的道学家和教导主义者——但无疑，使一部文学作品免于蜕变和腐朽的不是它的社会重要性，而是它的艺术，只是它的艺术。

您想要取得什么成就或留下什么——或应该留下什么遗产，作家不关注这些吗？

哦，说到要取得的成就，我并没有一份为期三十五年的计划或方案，但我对身后的文学声誉倒也略有所知。我意识到某种暗示，我感觉到成功的微风吹过。无疑会有起起伏伏，乃至长期陷于低谷。在魔鬼的默许下，我打开2063年的一份报纸，在一篇书评中，我发现：“今天没有人读纳博科夫或福尔莫福特(10)。”可怕的问题：谁是这位不幸的福尔莫福特？

当我们谈及自我评价时，您认为您作为一个作家的主要弱点是什么——除了被遗忘？

不够自然天成；因与别人有相似想法的困扰，乃至二手想法、三手想法；无法用任何语言恰当地表达自己，除非在浴室里、在脑海中、在书桌上才能写出每一个该死的句子。

您眼下干得相当不错，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

这是一个错觉。

您的回答也许可以作为对有些评论的认同，人们说您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搞笑者”、“一个使人迷惑者”、“一个文学密探”。您怎么评价自己？

我想我对自己最欣赏的一个方面是：我从未因批评家的无聊话和坏脾气而沮丧，我一生中从未请求或感谢书评家为我做书评。我对自己欣赏的第二个方面是——我是否就此打住？

不，请接着说。

第二个方面是，自年轻时代起——我十九岁离开俄国——我的政治信念就如同一块花岗岩一样，无可改变。还是传统的老一套：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艺术自由。我很少关注理想国家的社会或经济结构。我的愿望不过分。政府首脑的肖像不超过一张邮票的尺寸。没有酷刑，没有处决。没有音乐，除了来自耳机或在剧场演奏。

为什么没有音乐？

我没有听音乐的耳朵，这是我很苦恼的一个缺憾。当我出席一场音乐会时——大约五年中有一次——我努力跟随音乐的进展和不同乐调之间的关系，但过不了几分钟，我就跟不上了。视觉印象、手在上了漆的乐器上照出的影子、一个在小提琴上不断晃动的秃脑袋，这些取代了音乐，不久，我就被音乐家的演奏弄得不胜其烦。我的音乐知识少得可怜；我有一个特殊理由为我音乐方面的无知无能感到悲哀和不公平：家里有一位了不起的歌唱家——我自己的儿子。他的音乐天赋、极为美妙的男低音，还有职业上的美好前景——所有这些都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音乐家谈论他们的专业时，我感觉就像一个傻瓜。我完全意识到在艺术形式上，音乐和文学之间有诸多相似，尤其是结构方面，但如果耳朵和大脑拒绝合作，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在国际象棋中找到了音乐的一个奇怪替代品——确切地说，是在象棋的棋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