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 （1964）（第7/9页）

考虑到这些您承认的缺点，您期待读到对此书的评论吗？

我实际上并没有急于去读对我自己的评论或关注那些评论，除非这些评论是机智和敏锐的杰作——而这不常见。我也从不重读它们，虽然我妻子会收集这些材料，也许有一天我会用一些有关《洛丽塔》的更可笑的新闻来写这个小仙女的落难简史。然而，我清楚地记得三十年前我的早期小说遭到了俄国移民批评家的攻击；并不是我那时更脆弱，而是我的记忆力肯定更强、更有进取心，那时我自己也是一个评论家。在20世纪20年代，我受到某位莫丘利斯基的严厉批评，他因我对有组织的神秘主义，对宗教，对教会——任何教会漠不关心而一直不以为然。另有一些批评家不能原谅我远离文学“运动”，不能原谅我未表露出如他们所期望的诗人的“焦虑”，不能原谅我不属于任何诗人团体（他们在巴黎咖啡馆包间举办共同灵感的聚会）。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关于吉奥吉·伊凡诺夫(11)的，他是个不错的诗人，但却是个粗鄙的批评家。我从未见过他或他的太太伊莉娜（也是个文人）；但在20年代后期或30年代初期，那时，我常为柏林的一家移民报纸写书评，有一天，她从巴黎给我寄来她的一本小说，书页上写有狡黠的题词：“感谢《王，后，杰克》”——我理解为“感谢写了那本书”，但也可以提供给她一个托词：“感谢寄给我您的书”，虽然我从未寄给她任何东西。她的书显然很平庸，我在一篇简短、令人不快的书评中表达了这一看法。伊凡诺夫在一篇有关我及我的作品的很情绪化的文章中对我进行了报复。通过文学批评手段，有可能发泄感情或制造友好或敌对情绪，就使批评成为一种有偏见的艺术。

据传您曾说过：我所喜爱的则是最让人们感到紧张的事情：捕捉蝴蝶和写作。它们有可比性吗？

没有，它们基本上属于两种不同的乐趣。对一个没有经历过的人描述捕蝴蝶和写作都不容易，但对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人来说，这两者的乐趣显而易见，任何描述听起来都显得粗糙和多余。就捕蝴蝶来说，我能把握四种主要因素。第一，是希望捉到——或实际捉到——未知品种的第一只样品；每一个鳞翅目昆虫学者心底里都有这样一个梦想，无论他登上新几内亚的山峰，还是涉过美国缅因州的一片沼泽地。第二，捉到一只非常稀有或本地产的蝴蝶——这种蝴蝶只在书中、在鲜为人知的科技书评中读到过，在著名图书的漂亮插图上看到过，而现在你看见它们在自然环境中飞舞，与周边的植物、矿物有一种亲缘关系，像是一种神奇的魔术，产生和维系着这一珍稀的品质，所以，特定的风景有两次生命：既作为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又作为某种蝴蝶或飞蛾的家园。第三，这是一个自然学家的兴趣所在：解开一种鲜为人知的昆虫的生活之谜，了解它们的习性和结构，确定它们在分类体系中的位置——有时，当一种新发现打破旧体系，并同这一体系的拥护者产生冲突时，这一体系就可能在一片炫目的争论的烟花中炸毁。再就是第四，人们不应忽略变种的因素、运气的因素、快速的动作和稳健的成就的因素，不应忽略一次充满激情而又艰辛的寻求的结果，一只收起丝绸般三角翅躺在掌心的蝴蝶。

写作的快乐是什么呢？

写作的快乐完全取决于阅读的快乐，一个短语带来的欣喜、欢乐由作者和读者分享，由得到满足的作者和感恩的读者分享，或者——这是一回事——由对内心中启示他进行意象组合的未知力量怀抱感激的艺术家和从这种组合中得到满足并有艺术气质的读者分享。每一个好读者一生中总欣赏过几本好书，所以，为什么要去分析两者都知道的这种乐事呢？我主要为艺术家写作，为艺术家同行和艺术追随者写作。然而，我从未在文学课上对学生恰当地解释如何阅读——事实是，你不用心灵去读一部艺术作品（心灵是一个相当愚蠢的读者），也不单单用大脑去阅读，而是用你的大脑和脊椎去阅读。“女士们先生们，脊椎感到的震颤真实地告诉你，什么是作者所感受的以及希望你去感受的。”我好奇地想，我是否会再次用幸福的双手去丈量讲台的宽度，面对一群充满同情的大学生再次把头埋到笔记本里。

某个批评家在他的书评中分析您的写作特点，说您具有优秀的创造性智慧，但“并不具有充分的概括性理智”，说您是一个“绝对怀疑理念的艺术家”。对此您有什么反应？

出于同样严肃的态度，某些坏脾气的鳞翅目昆虫学家也抨击我论述蝴蝶分类的文章，指责我对亚种和亚属比对属和科更有兴趣。我料想这种态度是精神气质的事情。品位一般或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难以摆脱这种诡秘的感觉；一部作品要成就伟大，必得涉及伟大的思想。哦，我知道那类人，枯燥乏味的人！他喜欢添加了社会评论的故事情节；他喜欢在作者的思想中辨认他自己的思想和痛苦；他希望书中至少有一个人物是作者的傀儡。如果是美国人，他便流着马克思主义者的血，而如果是英国人，他就有着敏锐而又荒谬的阶级意识；他认为写作中处理思想比处理词语更容易；他没有意识到：他在一个特定的作家身上找不到一般的观念，也许是因为那个作家特定的观念还没有成为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