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星研究》 （1967）

这次采访（发表在《威斯康星当代文学研究》第8卷第2辑，1967年春季号上）是1966年9月25、27、28、29日在瑞士蒙特勒进行的。纳博科夫先生和他的妻子最近六年一直住在一家华丽的旅馆里，这家旅馆建于1835年，至今保留着它19世纪的风貌。他们的套间在六楼，可以俯瞰日内瓦湖，开着的门通向小阳台，听得见湖上的声音。既然纳博科夫先生不喜欢进行随意的闲聊，录音机就不用了。纳博科夫先生要么已根据问题写好了回答，要么对采访者口述他的回答；在某些情况下，谈话笔记稍后按正式的问答作了修改。采访者是纳博科夫1954年在康奈尔大学的学生，选了文学311—312，一门讲授欧洲小说名著的课程（论及简·奥斯丁、果戈理、狄更斯、福楼拜、托尔斯泰、斯蒂文森、卡夫卡、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到纳博科夫1959年辞职时，注册的学生达到了四百个。访谈的脚注，除了说明之外，均由采访者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提供。

多年来，文献编纂者和文学记者不知道把您归到“俄国作家”还是“美国作家”名下。既然您现在住在瑞士，看起来可以达成共识：您是美国作家。您感到这种区别对您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很重要吗？

甚至在还是俄国的一个学童时，我就已经认为，一个有价值的作家的国籍是次要的。昆虫的外观越特别，分类学家就越不易扫一眼标本下的所在地标签就决定在几个描述模糊的品种之间，它应归入哪个品种。作家的艺术是他真正的护照。他的身份应该根据一种特别的样式或特有的天然色得以辨认。他的居住地可能证明这一测定的正确但不应导向这一测定。已知的所在地标签可以由不道德的昆虫交易者加以伪造。除了这些考虑之外，我认为自己现在是一个美国作家，而曾经是一个俄国作家。

您翻译和论述的俄国作家都先于所谓的“现实主义时代”，英美读者对这个时代作家的欣赏要多于对先前时期的作家。您能谈一下在气质或艺术上，您同1830年到1840年间那些伟大作家的亲缘关系吗？您觉得您自己的作品沿袭了俄国文学的幽默传统吗？

关于亲缘性的问题，我认为，我与19世纪俄国作家有没有这种关系是一个分类的问题，而不是承认与否的问题。说到与我的联系，过去时代的俄国大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被提及。普希金的血液不可避免地流淌在现代俄国文学的静脉中，一如英国文学流淌着莎士比亚的血液。

许多俄国大作家，如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别雷，在诗歌和散文两方面都很杰出，而在英美文学中，这样的成就并不常见。这一重要现象只与俄国文学性文化的特质有关呢，还是技术或语言方面的因素使这种多才多艺出现在俄国文学中的可能性更高？作为一个散文和诗歌创作的两栖作家，您认为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但无论果戈理还是托尔斯泰或契诃夫，都不是杰出的诗人。再说，在一些伟大的英美小说中，散文和诗歌之间的界线不容易划清。我想，你应该在你的问题中用“押韵诗”这一术语，然后，人们就可以回答：俄国的有韵诗要比英国的有韵诗更迷人，也更丰富。所以不奇怪，一个俄国散文作家常会创作华美的诗歌，尤其在他年轻的时候。

您最欣赏的美国大作家是谁？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坡，现在仍然喜爱麦尔维尔，但小时候并没有读他。我对詹姆斯的感情有些复杂。我确实很不喜欢他，但简洁的肖像、修饰语的转换、一个可笑的副词的使用，偶尔也会使我有电击的感觉，仿佛他的血也流经我自己的血管。霍桑是个很好的作家，爱默生的诗赏心悦目。

您经常说您“不属于任何俱乐部和团体”。俄国作家曾让意识形态决定（如果没有摧毁）他们的艺术，这在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里达到了顶点。我想知道，是否这些历史实例在形成您自己对任何形式的教导主义持怀疑和厌恶的态度中起了作用？哪一个“历史实例”您明确意识到了？

我对团体的厌恶一定程度上出于性格因素，而不是知识和思想的产物。我生来如此，一生中本能地鄙视意识形态权威。顺便说一下，那些“历史实例”并不如你想要表明的那么轮廓鲜明和显而易见。果戈理神秘的教导主义或托尔斯泰功利的道德主义，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动的新闻主义，都是他们自己制造的糟糕玩意，从长远来看，没有人会把它们真正当回事。

您能谈一下围绕《天赋》中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所产生的争论吗？您之前作过简短的说明，但既然它在30年代遭到压制表明了如此卓越的一种反讽，也似乎证实了正需要这样一种戏仿。我认为，您的读者会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因为这些情况鲜为人知，如侨民社区、他们的杂志，还有知识分子在这些社区中的作用。如果您愿意叙述一下作家同这一侨民世界的关系，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