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书评》 （1968）（第2/3页）

V. 纳博科夫对以下问题，如关于现代世界、当代政治、当代作家、认为《洛丽塔》“乏味”的瘾君子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假设一个“现代世界”的客观存在，以及艺术家对这一世界会有确定和重要的看法。自然，会有人努力，甚至长篇大论地来说明对现代世界的看法。一百年前在俄国，最雄辩、最有影响的评论来自“左”倾的、激进的、功利的、政治的批评家，他们要求俄国小说家和诗人描绘和审视现代场景。在那个远去的时代和僻远的国度，一个典型的批评家会坚持要求文学家成为“当前主要问题的报道者”、社会评论家、阶级斗争的通讯员。半个世纪前，布尔什维克警察不仅复活了19世纪60和70年代的这种所谓进步（其实是退步）传统，而且众所周知，强化了这一传统。在旧时代，可以肯定，伟大的抒情诗人或那个创作了《安娜·卡列尼娜》（音译应不带“娜”，她不是一个芭蕾舞女演员）(4)的无与伦比的散文艺术家会乐于忽视这些左翼、进步的对文化艺术无知的人，他们要求丘特切夫(5)或托尔斯泰反映政治和社会的思想交锋，而不是热衷于描写贵族的风流韵事或自然之美。这种可怕的原则曾经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有所表现，今天每当听到在英美标榜进步的书评家呼吁多一些社会批评、少一些艺术上的异想天开时，我就想到那些可怕的原则如何演变成了前景暗淡的警察国家的政令（柯西金那阴郁的面孔比斯大林自信的小胡子更能说明这种暗淡前景）。“现代世界”这一已为人们接受的概念仍然在我们周围泛滥，它属于同一种抽象的说法，如同古生物学上的“第四纪”。我所感受到的真实的现代世界是艺术家创造的世界，是艺术家自己的幻影，通过他的蜕变行为，成为一个新的世界，一定程度上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我的幻影产于我的私人沙漠，一个干燥但丰饶的地方，高大的棕榈树干上刻着标志：旅行拖车禁止入内。自然，心存善良：希望他们一般观念的旅行拖车能驶向某个地方——奇异的集市、易上镜的寺庙；但一个独立的小说家不能从步其后尘中获得什么真正的好处。

我也想首先确定政治这一术语的特殊含义，那可能意味着再次沉入遥远的过去。让我来把事情说得简明一些：无论在我的客厅私下谈论，还是作公开的陈述（如说服一个演讲的外国人，每当攻击美国时，他总乐于加入我们本国的示威者），我都欣然表明，对红派来说是坏事，对我来说则是好事。我不想细说，只想补充说明，我并没有鲜明的政治观点，或者说，我所持的观点可以粗略地归入一种老派自由主义。更确切地说——或更坚定，甚至更坚硬地说——我意识到我身上的一种精神内核，它闪耀并嘲笑极权国家及其附庸的残酷的闹剧。我内心清楚地意识到有一道深渊般的大裂口，一边是警察国家的一道道铁丝网，另一边则是我们在欧美享受到的充分的思想自由。

我对那些加入社会批评喧哗的作家感到厌烦。我鄙视炫耀四字词的低俗的市侩时尚。我也拒绝称赞一部小说，就因为它是非洲一个勇敢的黑人写的，或是俄国一个勇敢的白俄写的——或是美国任何个别的团体的代表写的。坦白地说，民族的、民俗的、阶级的、共济会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的团体氛围会身不由己地对一部小说抱有偏见，从而使人难于给水果去皮来获取可能的才华的果汁。我可以说出一些现代艺术家的名字，但我不会说，因为我阅读他们纯粹为了乐趣，不是为了得到教育。我发现在同一个标签下，混杂着一大批作家，这很有趣，如“护裆甲和平抵抗”、“威尔士工人—上流阶层社会复兴”、“新鬈发流派”。顺便说一下，我经常听到有人发牢骚，他们在杂志上抱怨我不喜欢他们崇敬的作家，如福克纳、曼、加缪、德莱赛，当然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我可以向他们保证，因为我讨厌某些作家，我就不会损害这些申诉人的幸福，在他们那儿，我的受害者的形象正好形成了受敬重者的星系。我确实能够证明，那些作家的作品真正独立地、在那些愤怒的陌生人的体系及一味吹捧的宣传工具之外存在。

瘾君子，尤其是年轻的瘾君子，是些拉帮结派、随波逐流的人，我不为帮派写作，也不认同群体疗法（如弗洛伊德式闹剧中的大场面）；如我常说的，我为自我写作，这个自我是多重的，一如在微微发光的沙漠地平线上常见的现象。嗜好毒品的年轻笨蛋不读《洛丽塔》或我的任何一本书，有些人实际上什么都不读。也让我来考察一下“乏味”这个词，作为一个俚语，它已经过时了，没有什么比激进的年轻人衰落得更快，也没有什么比吸毒这种蠢事更平庸、更俗气、更弱智的了。半个世纪之前，在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也有相似的时尚，那就是吸食可卡因及来自东方的假货。我的年轻的美国读者有着更健康更聪明的头脑，他们远离那些幼稚的时尚和追逐时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