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2台 （1969）（第2/4页）

回顾和颂扬往日时光的能力是您的一个特质吗？

我不认为是我的一个特质。我可以举出英国、俄国和法国许多作家的例子，他们至少和我做得一样好。有趣的是，我注意到，每当提到我使用的三种语言时，我就用这样的排列次序，因为这一排列有着最好的节奏感，无论是扬抑抑格，还是抑抑扬格。这是韵律方面的一个小经验。

您有过幻觉的经历吗，如幻听或幻视？如果有的话，那这些幻觉有启发性吗？

当我在长时间的写作和阅读后进入梦乡时，我经常享受（如果这个词用得恰当的话）瘾君子的那种感觉——持续的、异常明亮的、不断变化的画面。每个晚上出现的画面未必雷同，但在同一个夜晚，画面是同一个系列的。在某一个夜晚，画面可能是万花筒般的不断组合和变形的彩绘玻璃的图案；而另一个夜晚，则是有着一只可怕的不断睁大的蓝眼睛的外星人或超人的面孔；而最奇特的一组画面（我清楚地见到）是一个死去多年的朋友，朝我转过身来，在我眼前与另一个熟人的身影慢慢融为一体。至于幻听，我在《说吧，记忆》中描述过，当睡在床上时，常常会有断断续续的电话交谈声在耳中响起。关于那些费解的现象的报道可以在由精神病学家收集的个案中读到，但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至于弗洛伊德，免谈！

您最好的回忆似乎与美好的日子相关，高大的常青树、阳光照耀在巨石上，一个和谐的世界，人类生活到永远。您利用过去以便对不怎么和谐的生活进行抗争吗？

我的回忆所涉及的那个时段，即1903年到1940年间，我的生活总保持着一种和谐和常青的状态。我对童年俄国的激情已代之以新的兴奋，代之以寻找新蝴蝶的山中探险，代之以和谐的家庭生活，代之以小说创作的巨大快乐。

写小说是快乐还是苦差事？

当我构思一部作品时，苦乐参半；当我同写作工具及写作内容较量时则是令人痛苦的恼怒——铅笔要削尖、卡片得重写、膀胱要排光、字常会拼错需要时时检查。随后，读秘书准备好的打字稿、纠正我和秘书犯下的大大小小的错误、誊清改过的稿子、纠正弄错的页码、记住需要删节或添加的东西。校对时再重复这一过程。打开光洁漂亮的厚厚样书——发现了一处愚蠢的勘漏，正是我的失察造成的。差不多一个月后，我习惯了书的最后阶段，习惯了给它在精神上断奶。我现在怀着一种奇妙的温柔注视着它，如同一个男子看着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儿子的年轻妻子。

您说您对批评家不感兴趣，然而，您却因爱德蒙·威尔逊对您的评论而大为恼火，并给予猛烈的回击。看来您还是很在乎的。

我从不因自己的艺术作品受到批评而反驳，不怀好意的批评之箭伤不了我，更不用说击中要害，我的盾牌即是那些沮丧的弓箭手所称的我的“自信”。但当我的学问受到质疑，我就不能置之不理，我的老朋友爱德蒙·威尔逊因而撞到枪口上了。我也会因素昧平生的人以虚假而低俗的臆想侵犯我的隐私而感到恼怒，如厄普代克先生在一篇算得上聪明的文章中荒谬地暗示：我的一个小说人物，粗鲁又风骚的爱达“在某些方面，像是纳博科夫的妻子”。顺便说一下，我也收集剪报，作资料用，也供消遣。

您视自己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纳博科夫，还是一个娱乐者、一个苦工、一个天才？

“天才”这个词用得太随意了，是不是？至少在英语中是这样，而它的俄语对应词“geniy”则是一个发音低沉、充满敬畏之意的用词，只适用于很少一些作家，如莎士比亚、弥尔顿、普希金、托尔斯泰。对那些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契诃夫，俄国人用另一个词“talánt”，即“有才华的”，而不是“天才”。这是语义差异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同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要比在另一种语言中更有分量。虽然我的俄语和英语实际上是同时学的，但当我看到“天才”被用于任何一个重要的说故事的人，如莫泊桑或毛姆时，还是感到吃惊和困惑。俄国人用词很讲究，因而在我看来，“天才”是指一种独特的、耀眼的天赋，即詹姆斯·乔伊斯所拥有的那种天才，而不是亨利·詹姆斯的才华。我恐怕答非所问了，请问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政治观念能解决个人生活中的任何重大问题吗？

我总是对这种解决方式的干净利索感到惊奇：激烈的斯大林主义者转变为无辜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保守主义那儿找到了休憩的港湾，诸如此类。我猜想这必定像宗教皈依，对此我所知甚少。我只能以一个无神论者的惶恐不安去解释上帝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