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批评家的回答 （1966）（第3/10页）

最长、最雄心勃勃、最吹毛求疵，天哪，也最无情的文章是埃德蒙·威尔逊的（《纽约时报书评》，1965年7月15日）(2)，现在我对此作专门的讨论。

许多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威尔逊先生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权威（“他不放过纳博科夫的任何一个错误”，8月26日，一个匆匆表示祝福的人在给《纽约时报书评》的信中写道），无疑，对这种幻觉不应听之任之；另外，我不能肯定，捍卫我的作品免受生硬的攻击和无端指责，这种必要性是否会成为我讨论这篇文章的一个明显的动机，要不是我被这种不同寻常、难以置信、也很有趣的机会所打动，这个机会是威尔逊先生本人意外给予的，在他那篇大作中，他实际上否认了批评的每个方面。文章中的错误和不实陈述连篇累牍，似乎运用了一种反面艺术，这让人疑惑，是否故意写得如此支离破碎，以便反映在镜子中显得合适和连贯。文学史上像这样的文章，我想不起还有别的例子。这是一个善辩者的梦想成真，要是对此不屑一顾，那真是一个可怜的傻瓜。

威尔逊先生在文章开头以示好的口吻指出，他和我是老朋友。他说他同情我，因为“愤怒冷却了温情”，我深有同感。当我二十五年前刚来到美国时，他写信给我，来拜访我，在许多方面对我很好，这并非必然地与他的专业相关。我很感激他，因为他在我很少参与的所谓文学圈里从不评论我的小说及不断地说恭维的话。我们有过多次愉快的交谈，通过许多坦率的信函。他像一个自信的病人，长久而无望地迷恋俄语和俄国文学，我尽力向他解释他在发音、语法和理解上的可怕的错误。直到1957年，我们最后几次见面，那是在纽约北部的伊萨卡，我当时住在那儿，我们两个都意识到，尽管我不断地解释俄语韵律，但他仍不能阅读俄国诗歌，这种情况既有趣又令人沮丧。我们鼓励他大声朗读《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开始的时候兴致很高，但接二连三地读错，将普希金的抑扬格诗句读成了一种痉挛性的抑抑扬格，还扭着下巴，嗯嗯呃呃，诗的节奏完全打乱，不久便惹得我们两人哈哈大笑。

说到下文，我很遗憾威尔逊先生没有就他的困惑向我咨询，如他过去常做的那样。以下就是一些可怕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原本是可以很容易避免的。

威尔逊先生问道：“为什么纳博科夫将netu一词称为net的老式和方言形式。它在口语中很常用，我也发现，在纽约的苏联书店要找某一本书，通常会得到这个答复。”威尔逊先生把意为“没有”、“我们没有这本书”的日常口语netu误解为已经过时的词netu，这个词他从没有听说过，我在第3章3节第12行的注释中作了解释，这个词是net的一种形式，意为“不是这样”（与“是这样”的意思相反）。

威尔逊先生又说，“yo这个词发音更像‘yaw’，而不像‘yonder’中的‘yo’”。威尔逊先生不必教我怎样发这个或那个俄语元音。我的“yo”符合发音标准。他建议发“yaw”的这个音听起来很奇怪，也不正确。我能听见威尔逊先生——他的俄语口音我很清楚——问书店营业员要一本Myawrtvye Dushi（《死魂灵》），怪不得他拿不到这本书。

根据威尔逊先生（他解释“all”在俄语中的两个变体）的看法，“vse用于人，而vsyo用于物”。这种说法毫无意义。vse只是ves（阳性）、vsya（阴性）和vsyo（中性）的复数形式。

我认为，形容词zloy是俄语中唯一的单音节形容词，威尔逊先生对此感到不解，他问道：“怎样解释单音节表语形容词呢？”答复很简单：我不是说单音节表语形容词。为什么乱扯呢？像“mudr（聪明）”、“glup（愚蠢）”、“ploh（病得很重）”这一类词根本不是形容词，只是副词性变体，其义不同于相关的形容词。

在讨论pochuya一词的时候，威尔逊先生将它与chuya混为一谈（我在1965年4月23日给《新政治家》的信中讨论了这个词），他说，普希金要是用pochuyav这个词，那我就可以译为“感觉到”。威尔逊先生质问道：“我们的一丝不苟的直译家在哪儿啊？”就在这儿。我的朋友没有意识到，尽管有着不同的词尾，但pochuyav和pochuya是可以互换的，两者都是“过去式动名词”，词义也完全一样。

所有这一切都相当奇怪。每当威尔逊先生开始检查一个俄文短语时，他就会犯某种可笑的错误。他的好为人师的意图被这些错误挫败，也被他文章的奇腔怪调所击碎。泰然自若的浮夸，加之乖戾的无知，要讨论普希金和我的语言——或者讨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会有什么成果，因为如我们会看到的，威尔逊先生对英语的运用同样极不精确和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