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和吉罗迪亚先生 （1967）

在60年代，时常出现署名为吉罗迪亚先生，或他的某个朋友的回顾性的文字，涉及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的《洛丽塔》和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些无聊的回忆总是包含事实上的错误，我也总是要不厌其烦地写信指正，然而，如我欣然察觉到的，我们灵活的传记作家表现出某种撤回的波状运动。一篇特别雄心勃勃的文章，有着特别严重的错误，被他发表了两次——一次发在巴尼·罗塞特的《常青评论》上（37辑，1965年9月），题为“洛丽塔、纳博科夫和我”，另一次收入他自己的文集（《奥林匹亚读者》，格罗夫出版社，纽约，1985年），题为“《洛丽塔》的悲伤和忘恩负义的历史”。因为我审慎地保存了我和吉罗迪亚先生的所有通信，我确信能够导致他那一部分的撤回。

我保存的一份文件，题为“协议备忘录”（签于1955年6月6日，签约双方为纳博科夫先生，康奈尔大学，伊萨卡，纽约和奥林匹亚出版社，内勒路8号，巴黎），其中两项条款可以作为目前状况的一种格言。为方便读者，现采用分节歌形式：

八

如果出版方破产

或不能按条款提供账单和支付版税，

现有协议自动作废，

版权归作者所有。

九

出版方将在每年的6月30日和12月31日

提供销售数量的说明，

分别在这些日期的一个月内按条款

给作者支付版税。

第八款第一行文字如此明白地预言了1964年12月14日发生在吉罗迪亚先生身上的事，那漂亮、动人，几乎是萨福风格的声调抑扬的最后一行（“版权归作者所有”）对理解吉罗迪亚先生所谓“我们之间令人困惑的冲突”十分重要。还需注意的是，在花很大的篇幅描述对我的态度感到失望的同时，他在文章中从不提及一个作家抱怨与出版方关系的显而易见的理由——即这一事实，吉罗迪亚先生一再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固执，不能履行协议第九款。通过强调结果掩盖原因，他解释我们的关系时采取了一种可笑的态度，使这种关系显得是：在十年期间，我始终对一个困惑的施主大发雷霆。

《洛丽塔》完稿于1954年初，那是在纽约的伊萨卡。我最初想在美国出版，但这一努力的结果却是令人伤心和恼火的。那年的8月6日，在新墨西哥的陶斯，我写信给巴黎的埃尔加夫人，告诉她我的烦恼。她在法国安排出版过我的一些俄语和英语书，我现在请求她在欧洲找人出版《洛丽塔》的英语原著。她回信说她可以设法出版。但一个月后，当我回到伊萨卡（我在康奈尔大学教俄国文学），我写信给她说我改主意了。在美国出版这本书有新的希望了。但这一希望又逐渐消失了。第二年春季，我再次和埃尔加夫人联系，写信告诉她（2月16日），如果她还想出版，西尔维亚·比奇“也许会有兴趣”。她没有回信。1955年4月26日，埃尔加夫人收到我的打字稿。1955年4月26日，一个有预见的日子，她说她找到了一个可能出版此书的出版商。5月13日，她说了那个人的姓名。就这样，莫里斯·吉罗迪亚走进了我的生活。

吉罗迪亚先生在文章中再三强调1955年以前我在默默无闻中受煎熬，而他则帮助我摆脱了这种处境。另一方面，我实话实说，在埃尔加夫人提到他名字之前，我压根不知道有他这个人，或他的事业。他作为奥林匹亚出版社创办人被介绍给我，这个出版社“最近出版了《“O”的历史》（我听说这部小说受到行家称赞）”，他还是“橡树丛书”的负责人，“这套书的艺术价值令人赞赏”。他想出版《洛丽塔》不仅因为此书写得好，还因为（如埃尔加夫人1955年5月13日给我的信中所说）“他认为，这将会导致对书中描写的独特之爱的社会态度的改变”。这是一种虽然荒唐可笑，但也算正经的想法，不过，热情洋溢的商人往往唱高调，没人太在意。

1940年后我没去过欧洲，对色情图书也没兴趣，因而对吉罗迪亚先生雇用文人并资助他们写色情小说的事（他在别的场合说过）一无所知。我想过这个令人心痛的问题：要是我在1955年5月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是否会欣然同意让他出版《洛丽塔》？老天啊，我也许还会同意，但决不会如此欣然了。

现在我要指出吉罗迪亚先生文章中许多不可靠的文字，还有一些狡猾的失实之处。出于某些原因（我过于天真大概无法把握），他在文章开头提及我过去的一份简历，他说这是1955年4月，我的经纪人连同《洛丽塔》打字稿一起寄给他的。这简直是荒唐。我的文件表明，只是很久以后，即1957年2月8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