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丽塔》和吉罗迪亚先生 （1967）（第4/4页）

让我再重复一下：我从来没有见过吉罗迪亚先生。他被形容为“迷人的”、“潇洒的”及“散发着法国人的魅力”；当我要想象他实际什么模样时（他的德行我知道得够清楚的了），那这就是我所有的全部依据了。然而，在我们开始通信五六年后，他突然在《花花公子》上写文章（《奥林匹斯山上的色情学家》，1961年4月号）宣称，我们实际上是1959年10月23日在巴黎伽利玛出版社的一次鸡尾酒会上经人介绍而认识的，尽管我告诫过经纪人不想见到他。他提供的细节是如此荒唐，我觉得有必要让他说清楚，因而在1961年7月的《花花公子》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没有如我期待的那样长久保持沉默，吉罗迪亚先生在经过四年对我小小的注解和他的虚构的过去沉思默想之后，现在又在《常青评论》上抛出这一事件的新版。两个版本之间的不一致是学者称作“衰落”的伪作的特点。在《花花公子》的文章中，我们读到这样的经典描述：当吉罗迪亚先生“在人海（‘人海’是个出色的意象）中慢慢走向作者”时，“伽利玛家族成员”看上去“惊骇不已”。在《常青评论》的文章中，没有伽利玛，取而代之的是莫尼克·格拉伊“在一个角落笑得直不起腰”，另一位女士，杜西亚·埃尔加“躲在角落”（即另一个角落），难以置信地“被一块蛋白杏仁饼干噎住”。在《花花公子》文章中，埃尔加夫人被称作纳博科夫的“文学经纪人和有耐心的支持者”。在《常青评论》文本中，她成了吉罗迪亚先生的“亲爱、痛苦、可怕的朋友”。在《花花公子》上，他和我“并非不友好”地交谈了几句。在《常青评论》上，这次伟大的会面没有话语：我保持一种“空洞的笑容”，很快转身跟一个捷克记者（人们想要从我们的记录者那儿知道更多关于这个不速之客的情况）“热烈地”交谈起来。最后，相当令人失望的是，《花花公子》上关于我行走的古怪方式的文字：“以海豚般的潇洒自如突然后退或侧行”，被代之以“马戏团海豹的轻松自如”；而吉罗迪亚先生“走向吧台，喝上一杯”（《花花公子》直白的描写），或者“灌下几杯香槟酒”（《常青评论》华丽的文字）。

如我在回信中指出的，即使吉罗迪亚先生被介绍给我（我表示怀疑），我也记不得他的名字；但尤其让他的叙述站不住脚的是他插入的这样一小段文字，即当他在人海中慢慢向我走来时，我“很明显地认出了他”。显然，要是我生平没有见过他，我就不会认出他来；我也不会侮辱他的理智来暗示他的设想，即我以某种方式得到了他的照片（在著名的“简历”的日子里），而且那些年来始终珍藏着。

我期待吉罗迪亚先生发表有关我们神秘见面的第三版。也许，他最终会发现，他走错了地方，参加了另一场聚会，跟一个赴宴的斯洛伐克诗人作了交谈。

（本文写于1966年2月15日，发表于《常青评论》第14卷，1967年2月。1965年以来，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1)　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

(2)　John Gordon（1890—1974），英国报纸编辑和专栏作家。

(3)　Jason Epstein（1928— ），美国杂志编辑、出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