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批评家的回答 （1966）（第4/10页）

首先，他说在评论阿恩特教授的译本（《纽约时报书评》，1964年8月30日）时，“纳博科夫特别论及他所认定的阿恩特教授的德语习惯用法和其他的用词不当，唯独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多么的脆弱”，这么说是不真实的。我特别讨论了阿恩特的误译。威尔逊先生所谓的我的用词不当让他讨厌，更多出于心理因素，而与阿恩特没什么关系，我的错误与阿恩特或其他意译家的错误性质不同，而威尔逊先生知道这一点。我敢说，他会否认有意把水搅浑，用“小题大作”一词来应对理所当然的质疑，而无视另一种附庸风雅的翻译对普希金杰作的伤害。威尔逊先生断言，在我的译文中，“纳博科夫的唯一特点”（除了天生的“施虐受虐欲望”促使他“折磨读者也折磨他自己”之外，如威尔逊先生笨拙地企图将一枚又粗又锈的大头针戳入我的画像）是我“喜好生僻之词”。他没有想到，我需要表达生僻之事；这是他的损失。然而，他又说，考虑到我业已宣布的意图，要为学生提供帮助，这样的用词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去查阅俄语而不是英语词汇。我将稍作停留，以考虑威尔逊先生可怜的假设：学生可以通过“查阅”每一个词阅读普希金，或其他俄国诗人的作品（其实，这一简便方法的结果在威尔逊先生自己的错译和误译中昭然若揭），或者说一部可靠和完整的《俄英词典》不仅存在（并不存在），而且对学生来说，它比完整的《韦伯斯特大词典》第二版更容易得到，而我真的主张威尔逊先生去弄一部。即使那神奇的词典真的存在，如果没有我的帮助，要分辨两个同义词的差异仍然是困难的，没有我的指导，难以避免落入那些已不再使用的成语的陷阱。

埃德蒙·威尔逊（我觉得，不够坦率，而多半错误地）视他自己为一个具有常识、质朴的普通读者，拥有六百个基本词汇。无疑，这样一个想象的读者，有时可能对我觉得需要而时不时使用的难以捉摸的词汇感到困惑与不安。但是，这样的天真汉会有几个去碰EO呢？威尔逊先生暗示我不要用词典编纂演变过程中，只出现在一部“相当全面的词典”中的词汇，这是什么意思？何时一部词典不再是简本，而开始变得“相当全面”，再“极为全面”？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序列：袖珍本、口袋本、大口袋本、我的三个书架、威尔逊藏书丰富的书房？如果要表达一个观念或一个对象，有一个恰到好处的词——一个他作为教师或博物学家或新词发明者刚好知道的词，在一部标准词典的修订版中也能找到，但并不收在它的初版中（反之亦然），翻译家就应该干脆不作任何参考？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多么令人不安！真是噩梦般的不信任！疲惫焦虑的翻译家如何知道在图书馆的架子上恰恰没有威尔逊的相当全面的词典？（顺便提一句，威尔逊先生所谓“词典用词”在我的译文中真的很少，我难以找到什么例子。）

威尔逊先生没有意识到，作家一旦选择让某个旧词复活或焕发青春，这个词就又有了生命，又会哭泣，就会穿着紧身上衣和短裤，在墓地到处走动，让古板的掘墓人烦恼不已，除非那个作家的书不再存在。在好几种情况下，我的EO中，古词的使用不仅与这些过时的俄语词汇吻合，而且复活了普通的俄语单词中意义的细微差别，而这种差别在英语单词中已经丢失了。这样的单词并不见得成为习惯用法。我渴望的是文字的精确性，不是文字的可读性。它们是走过冰川的脚印、攀上陡峭山崖的岩钉。有些只是警示语，意在提示或指示普希金的某个习惯用语此时此刻又出现了。选用另一些古词是因为它们在俄语中隐含的法国色彩，以模仿措辞的一种法国式转向。所有这些词都有着痛苦、埋没和恢复的历史，应该被作为康复治疗者和古老的孤儿来对待，而不是被批评家当做冒名顶替者进行斥责，尽管这个批评家声称他欣赏我的一些作品。我不在乎一个词是“古词”、“方言”还是“俚语”，就此而言，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民主派。无论什么词，只要我觉得适合就行。我的方法也许是错的，但这也是一种方法，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的工作应该是去检查这方法本身，而不是相反，在我的池塘里钓几条奇特的鱼，这些鱼是我特意养着以备不时之需的。

现在让我转向威尔逊先生所谓我的“用词不当”和“脱离常规”，向他解释为什么我用了他不喜欢或不知道的词。

考虑到奥涅金对家庭生活的淡漠，普希金在第4章13节第5行，用了semeystvennoy kartinoy这个短语。现代用法是semeynoy kartinoy，要是普希金这么用，我就会用“family picture”(3)。但我要表明普希金用了一个不常用的词，所以我也用了一个不常用的单词“familis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