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批评家的回答 （1966）（第8/10页）

更好笑的情景是威尔逊先生极力向我示范如何正确地翻译ego loshadka, sneg pochuya, pletyotsya rys'yu kak nibud'（第5章2节第3—4行），我的直译是“his naggy, having sensed the snow, shambles at something like a trot”（“他的小马嗅着雪，踏着碎步”）。威尔逊译成“his poor (? ) horse sniffing (? ) the snow，attempting (? ) a trot, plods (? ) through it (? )”，这段译文除了胡乱翻译，就是马大哈英文的典型。然而，如果我们拒绝不公正的诱惑，不去想象威尔逊的马沉重地走着我的碎步，而让它沉重地走在威尔逊的雪地上，我们也只能得到一幅糟糕的画面：一匹不幸的驮兽费力地走在雪地上，但实际上，普希金赞美的是解脱，不是忍辱负重。那个农夫并非“欢欣”，或“觉得喜庆”，如意译家们所译（他们不知道普希金在此处和别处用了torzhestvovat’），而是“庆祝”（冬天的来临），因为雪橇下的雪有助于马的行进，漫长的秋天没有雪，大车在泥泞中艰难跋涉，因而一场冬雪大受欢迎。

虽然威尔逊先生发现我的评注做得过多，但他还是忍不住建议增加三条。在伪学术的炫耀下，他暗示我“似乎认为”（我没有，也从不认为）法国人将“goddams”（诅咒的）一词用于英语（我甚至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始于18世纪。他希望我说这可以追溯到15世纪。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他查阅过？

他还希望我提及它与“pensive vampire”（忧郁的吸血鬼）的联系（第3章12节第8行），波里道利(13)中篇小说（1819）中的这个吸血鬼是普希金1834年的一首诗中间接提到的吸血鬼之一，而这首诗则受到梅里美的著名仿作(14)的启发。但那个吸血鬼是个更粗糙的vurdalak，一个卑下的盗墓食尸鬼，和第3章（1824）中那个浪漫的典故没有什么关系；另外，它出现在十年后（普希金完成《叶甫盖尼·奥涅金》三年后）——我对那个阶段之外的吸血鬼不感兴趣。

然而，威尔逊先生自愿提供的最精细的建议与形容词krasnyy有关，“意为既艳丽又漂亮”。这没有受“俄国古老风俗”的影响吗？“这种风俗在哈克路特(15)的《航海记》中有过描述，农妇在她们脸上画上大红斑，以此为美。”这是一种可笑的注解，多少让人想起弗洛伊德解释一个病人对少妇的热情，那个可怜的家伙童年手淫时，习惯从厕所的窗户欣赏圣女峰。

威尔逊先生那些涉及我对韵律的注解的文字，我不想多说什么。这简直不值得多费笔墨。他跳过我的“冗长乏味的附录”，也不理解他设法搜集的东西。从我们先前的谈话和通信中，我很清楚，就像奥涅金，他把握不了诗歌的要旨——无论是俄语诗歌还是英语诗歌。正因为如此，他克制自己不“批评”我这方面的文章。他用铅笔头一戳，就重新制造了我好不容易澄清了的混乱，小题大作地将“第二口音”和“扬扬格”放到不属于它们的地方。他不愿意吸收我的用词，固执地无视我讨论的异同，确实，我不相信他读了那些东西。

在威尔逊先生看来，我“最失败的是解释方面”。要是他更认真地读了我的评注，那么他就会明白，我不相信任何一种“解释”，所以他的或我的“解释”既不会失败，也不会成功。换言之，我不相信威尔逊先生捍卫的那种老套、幼稚和变味的温情脉脉的批评方法。这种批评方法将人物从作者的想象世界抽出，再移入批评家的一般来说不怎么可信的想象世界中，而批评家开始考查这些已被挪动的人物，好像他们是“真实的人”。在我的评注中，我举例说明这种批评并开了一下善意的玩笑（然而，绕开了任何对威尔逊先生在《三重思想家》中那些非同寻常的谬误的暗示）。

我也联系这部长诗的结构，说明了普希金的形象塑造的实际效果。在他对主人公的处理中，存在着某种不协调，在第6章的开头尤其明显，也可以说尤其有吸引力。在第6章28节第7行的一个注解中，我强调了在决斗前及决斗过程中奥涅金行为的怪异、梦幻般的特征。这纯粹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不是个人的解释。我的观点是有客观依据、不可辩驳的。我在普希金的世界里，我与普希金在一起。我并不关注奥涅金优雅还是粗鲁、活泼还是懒散、友善还是刻薄（“你真是好心肠！”他的日记里引述一个女子的话说；威尔逊先生说他“zloy，不友好”）；我只关注普希金出于情节考虑的全局观，在普希金看来，奥涅金是个典型的上流社会男士，一个有经验的决斗者，不太会找一个仆人做副手，或者在这种单调乏味的事件中开枪杀人，只要确认对手已经开枪，并不还手，虚荣心已经得到很大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