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批评家的回答 （1966）（第9/10页）

然而，冲突的实际原因是相当可信的：发现他自己置身于一场庸俗的盛宴（第5章31节），完全不像连斯基向他许诺的那样是一场非正式的聚会（第4章44节），奥涅金有理由对这位不诚实或没头脑的年轻朋友生气，就像连斯基大声喊他出去，以便跟奥尔加调情，这么做也有他的道理。奥涅金接受了挑战，而如果连斯基挑选一位不那么迂腐的副手，他可能会微笑着予以拒绝的。普希金强调这一事实，“奥涅金真诚地喜欢这个年轻人”，但自尊心有时比友谊更强大。就是这么回事。人们应该坚持这一点，而别“深思熟虑”搞出什么花样，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花样了；因为威尔逊先生打扰我、教导我如何理解奥涅金的，无非是老一套、一本正经的废话：奥涅金讨厌和嫉妒连斯基的理想主义、忠贞的爱情、热情洋溢的德国浪漫主义之类，而“他自己却如此苍白和空虚”。实际上，这很容易争辩：奥涅金，而不是连斯基，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喜欢连斯基是因为他想到，将来连斯基必定要成为一个肥胖、丑陋的乡绅，于是他慢慢地举起了手枪……但渐渐变得冷血的连斯基也举起了手枪，天知道谁会一命呜呼，要不是作者明智地遵循古老的法则，放过那个更有趣的人物，小说还要发展下去。如果有人要谋取某种“不正当优势”，如威尔逊先生荒唐的说法（在自愿进行的决斗中，任何原则都不能得到特殊的“优势”），那不是奥涅金，是普希金。

我的“最大的失败”就说到这儿。

现在有待检讨的是威尔逊先生对声誉的关注——普希金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声誉和圣伯夫(16)及其他人作为作家的声誉。

和那些争论这一问题的俄国自以为是的语言学家一样，威尔逊先生也情绪激烈地指责我低估普希金的英语知识，“无视证据”。我提供的证据不是威尔逊的，不是西多罗夫的，甚至也不是普希金父亲的（一个骄傲的老党员，坚持他的儿子常说流利的西班牙语，更不用提英语了）。要是威尔逊先生细心地参考我对第1章38节第9行作的注解，他就会明白，我十分肯定地证明：无论1821年、1833年，还是1836年，普希金连简单的英语句子也不懂。我的论证仍然是无懈可击的，那正是威尔逊先生无视的证据，他只向我提及老掉牙的说法或无聊的掌故，说什么拉耶夫斯基姑娘在克里米亚的树荫下给普希金上英语课。他甚至不知道普希金从皮乔特和茹科夫斯基那儿获得了“拜伦式”故事的风格，也不知道普希金对外国作家的摘抄并无意义。威尔逊先生也可能抄外国作家，其结果我们都清楚。他抱怨我不想承认普希金的语言能力相当好，对此，我只能回答，威尔逊先生和我对这种能力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我自然意识到，我的朋友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既定的兴趣，但我能向他保证，虽然普希金说一口很棒的18世纪法语，但作为一个绅士，他对其他外语只是略知而已。

最后——威尔逊先生对我“本能地对大名人宣战”感到震惊。哦，这可无济于事；威尔逊先生必须接受我的本能，并等待下一次碰撞。我拒绝被既定观念和学术传统所引导和控制，而他则希望我如此。他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发现那些被高估的平庸之辈呢？比如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圣伯夫，或所有那些喜爱法兰西式质朴之士的宠儿——司汤达。威尔逊先生真的很喜欢斯达尔夫人的小说吗？他研究过巴尔扎克的荒谬和司汤达的陈词滥调吗？他审视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闹剧般的混乱和虚假的神秘主义吗？他真的尊敬那个大庸人圣伯夫吗？为什么禁止我认为柴可夫斯基可怕的、糟糕的剧本并不能因音乐而得救？其音乐的令人倒胃口的平庸自我还是一个天鹅绒包厢里的鬈发男孩时就一直纠缠着我。如果允许我对普希金、勃朗宁、克雷洛夫(17)、夏多布里昂、格里鲍耶陀夫(18)、塞南古(19)、库赫尔贝克(20)、济慈、霍达谢维奇——只是列举我在注解中称赞的作家中的一些——表现我的特别的、非常主观的欣赏，那也应该允许我加强并约束我的称赞，向读者指出徒有虚名的人当中我最讨厌的怪人和骗子。

在他对我的信（《纽约书评》，1965年8月26日）的回复中，威尔逊先生说，重读他的文章，他觉得比他期待的“更具破坏力”。他的文章，正如我所揭示的，完全是诡辩和谬误，只能破坏他自己的声誉——如此烂文我都不想再看一眼了。

（此文完成于1966年1月20日，同年2月发表于《交锋》，收入《纳博科夫杂文集》，纽约，1968年。）

(1)　EO是《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 Onegin）书名的缩略形式，文中指的是纳博科夫的注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