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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澳大利亚上完了中学，甚至还在悉尼大学学了一年语言。但是后来她遇到了皮特，情况就“复杂起来”了。她做过一次流产，然后就到英国来了。

“是他坚持要你做人流的吗？”

她坐在我的膝上。

“他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也可能是别人的。我不能肯定。”

“你这可怜的孩子。”

“我知道，如果是皮特的，他不会想要。如果不是他的，他更不会想留。就这么回事。”

“难道你不……”

“我不想要孩子，碍手碍脚的。”但她略显温柔地补充道，“是的，我是。”

“现在依然如此吗？”

一阵静默。稍微耸了一下肩。

“有时候如此。”

我看不见她的脸。我们静静地坐着，彼此贴近又温暖。我们俩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同时也知道，因为刚才谈及孩子之事，彼此都感到尴尬。在我们这个时代，叫人难为情的不是性，而是爱。

一天晚上，我们出去看卡尔内[6]导演的老电影《雾码头》。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她在哭。我们上床之后，她又开始哭起来。对此我颇不以为然，她察觉出来了。

“你不是我。你不可能有我的感受。”

“我可以感受得到。”

“不，你不能。你只要选择不去感受或者随便怎么的，一切就都好了。”

“不是好，而是没有那么坏。”

“这部影片使我感受到我对一切事物的感受。一切努力都是白搭。你不断追求幸福，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切全完了。这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死后还有生活。”

“不是不相信，是不能相信。”

“每次你外出，我跟你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到你可能会死。我每天都在考虑死的问题。我每一次拥有你，都想到是从死神那里抢来的。你要知道，你有很多钱，而再过一小时商店就全关门了。这固然令人懊丧，但你总得把钱花掉。这样讲得通吗？”

“当然。简直就像炸弹。”

她躺着抽烟。

“不是炸弹。是我们。”

她并没有为孤独寂寞的心所倾倒，她对感情讹诈很敏感。她以为，在世界上完全独立，没有家庭束缚，一定十分美妙。有一天，我在车上谈到没有一个亲密朋友时——用了我喜爱的一个比喻：一个玻璃笼子把我和世界隔绝开来——她只是笑。“你喜欢这样，”她说，“你说你是孤立的，小伙子，但是你心里真正想的是你与众不同。”她终于打破了我痛苦的沉默，迟迟才说了一句，“你与众不同。”

“而且孤立。”

她耸耸肩：“找个人结婚。和我结婚。”

她说来轻松，就像建议我吃阿司匹林治疗头痛一样。我的目光盯着路面。

“你就要和皮特结婚了。”

“你不愿意和我结婚，因为我是妓女，是殖民地居民。”

“我希望你不要用这个字眼。”

一触及未来的话题，我们总是立即避开。我们曾经谈论过一种未来的打算：住在乡间小屋里，我在那里写作，买一辆吉普车，穿越澳大利亚。“当我们在艾利斯斯普林斯[7]的时候……”这成了一种笑话——在理想之境。

一天过去又是一天。我知道，这一次风流与我以前经历过的都不一样。别的不说，肉体上的快感就比以前强得多。不在床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教她，让她的口音英国化，改正她的粗俗举止和方言土语。在床上则是她教我。我们知道这种相互关系，但是没有能力对它进行分析，这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的缘故。我们各自都有一些东西可以给对方，同时也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一些东西……而且，我们有共同的物质基础，同样的爱好，同样的情趣，同样放荡不羁。除了爱的艺术之外，她还教给我其他的东西。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塔特博物馆的一个展室里参观，艾莉森轻轻靠在我身上，拉住我的手，看雷诺阿的一幅画，那样子就像小孩子在吮糖果。我突然感到我们两个人是一体的，是一个人，如果她消失了，我会像失去半个自我一样。那是一种可怕的死一般的感觉，任何一个人，即使智力比我差，不像我那样专注于自己，也能意识到那就是爱。我认为那是情欲。我驱车径直载她回家，把她的衣服剥个精光。

另一天，在杰明街，我们偶遇比利·怀特，他是我在马格达伦学院时很熟悉的一位老伊顿人。他是“叛逆男子汉”的成员之一。他很讨人喜欢，一点也不势利，但他有一种不折不扣的上等阶级神气，与社会精英频繁接触，脸部表情、衣着、谈吐都是无可挑剔的上流社会情调，这也许是身不由己吧。我们去了一家牡蛎餐馆，他刚听说科尔切斯特的时鲜牡蛎上市。艾莉森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但我还是为她，为她的口音，为了她与坐在我们身边的一两位刚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之间的差别感到尴尬。比利倒最后一杯麝香干白葡萄酒的时候，她起身离开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