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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达雅典的大不列颠旅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去机场。电话被接通到我要的柜台。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

我说的名字他不知道。我拼给他听。接着他要我的姓名。他说：“请等一分钟。”

他几乎让我真的等了一分钟，但是最后我终于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带有希腊味的美国口音。像是上一次我和艾莉森在那里见面时那个值班姑娘的声音。

“你是谁？”

“是她的一个朋友。”

“你住在这里吗？”

“是的。”

静默片刻。我明白了。几个小时以来我一直在培育着一个狂热的渺茫希望。我低头望着地上的绿色旧地毯。

“难道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她已经死了。”

“死了？”

我的声音一定是出奇地平静。

“一个月前在伦敦死的。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了。她服用了过量——”

我放下话筒。我躺回到床上去，盯着天花板看。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鼓起勇气下楼去喝酒。

第二天早上，我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去。我对过来关照我的人说，我出于“个人原因”辞职了，但是我在不违背对马弗罗密查利斯的非正式承诺的前提下向他暗示，文化委员会并没有为如此荒僻的小岛输送人才的责任。他听了马上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说：“我并没有追逐男学生。不是这个原因。”

“我说老弟啊，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他惊愕地递给我一支香烟。

我们心不在焉地谈论岛上的与世隔绝，谈论爱琴海，谈到该教育大使馆，让他们明白文化委员会不是他们的又一个附属机构，真是活见鬼。最后我随便问他听没听说过有个叫康奇斯的人。他没听说过。

“他是谁？”

“只是我在岛上遇到的一个人。似乎总是与英国人过不去。”

“这正在成为国民的新时尚。想挑拨我们去和美国佬对着干。”他敏捷地合上卷宗，“就这样吧。非常感谢，于尔菲先生。我们所谈大有裨益。只是这样的结局实在令人遗憾。但是不必担心。你所说的一切，我们会牢牢记在心里的。”

走向门口的时候，他一定是为我感到更加遗憾了，于是便邀请我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吃饭。

但是我刚一开始穿越文化委员会外面的柯洛纳基广场，便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接受他的邀请。那个地方令人窒息的英国气氛从来不会使我感到是在外国，但是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发现自己正在努力适应那里的环境，争取他们的认可。他们在审判过程中说了些什么？他追求的是自己知道将被迫反叛的处境。我拒绝成为强迫性重复行为的受害者，但是如果我拒不这样做，我就必须有勇气否定自己好交际的过去，否定自己的全部背景。我不仅必须准备好清理垃圾箱而不去教书，而且必须作好准备，即使是清理垃圾箱，也不再与英国中产阶级一起生活和工作。

文化委员会的人都是外国人，街上见到的不知名的希腊人倒成了熟悉的同胞。

我在大不列颠旅馆办好住宿手续之后，问他们最近有没有两个英国孪生姐妹在旅馆里住过，金色头发，二十岁出头……接待员说肯定没有。我本来也认为她们不会到这里来住，因此也就不再继续问下去。

离开英国文化委员会之后，我去了内务部。我借口正在写一本旅游的书，找到了保存战争罪行档案的部门。不到十五分钟，我就找出了真正的安东写的一份报告的英文文本。我坐下来仔细看，除了少数细枝末节之外，所有内容都跟康奇斯讲的完全一致。

我问那一位给我提供帮助的官员，康奇斯是不是还活着。他把刚才从中取出那份报告的档案又翻了一遍。除了弗雷泽斯的地址之外，找不出任何别的东西。他从未听说过康奇斯这个人，他到这个部门来工作的时间不长。

我访问了第三个单位，这一次访问的是法国大使馆。接待我的小姐终于想办法把文化参赞从他的办公室请到楼下来。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告诉他我急需查阅这位杰出的法国心理学家有关论艺术是有组织的幻想的资料……我说的内容似乎把他逗乐了，但是我一提及巴黎大学，马上就惹出麻烦来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一定是搞错了：巴黎大学根本没有医学系。然而，他还是把我领到大使馆图书室的参考书架前。许多事情很快得到了确定。康奇斯从未在巴黎大学担任过任何职务，而且也没有在法国的其他大学任过职，他不是法国的注册医师，他从未用法文发表过任何文章。图卢兹大学有一个教授，名叫莫里斯·亨利·德·康切斯·维尤卫，他写过有关藤本植物病害研究的系列学术论文，但是我不认为此人就是我要找的康奇斯。我原先以为自己至少是为英法之间的相互理解尽了一分力量：因为我未曾以任何方式破坏高卢人认为多数英国人既无知又疯狂的信念。现在我终于摆脱了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