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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冒着中午的炎热返回旅馆。接待人员把钥匙给了我，同时交给我一封信，信封上面只写了我的名字，还标明“紧急”的字样。我撕开信封。里面有一张纸，写着一个号码和一个街名：辛格劳大道184号。

“这封信是谁送来的？”

“一个男孩子，是个信差。”

“哪里来的？”

他摊开双手，表示不知道。

我知道辛格劳大道在哪里：从雅典通向比雷埃夫斯的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我直接走出去，跳上一辆出租车。我们绕过奥林匹克宙斯庙的三根圆柱，直奔比雷埃夫斯。一分钟后，出租汽车在一幢房子外面停了下来，房子坐落在一座规模不小的花园后部。斑驳的珐琅质数字显示出184号。

花园已经破败不堪，窗户都钉死了。有个卖彩票的坐在附近一棵胡椒树下的一张椅子上，他问我要什么，我不理睬他。我走到前门去，又绕到后面。房子只剩下一个框架。多年以前显然发生过一场大火，平展的屋顶已经塌下来了。我看看后面的一个花园，其荒芜无人照料的情形和前面的花园不相上下。后门洞开。在掉下来的椽木和烧焦的墙壁上，可以发现有流浪者或瓦拉几吉普赛人曾在这里住过的迹象。旧壁炉上有不久前烧过火的痕迹。我等了一分钟，但是我感觉到在这里找不到什么东西。我受骗走错路了。

我朝着等候着的黄色出租汽车走回去。微风吹过，干燥的土地上尘土飞扬打转，给原来已经灰黄的夹竹桃树叶又蒙上一层灰。辛格劳大道上车水马龙，大门旁一棵棕榈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卖彩票的正在跟我的司机说话。我出来时，他转过身。

“找人吗？”

“这是谁的房子？”

他没刮过脸，穿一件灰色旧西装，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衫，没有领带，手里拿着一串琥珀念珠。他举起双手，表示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没有人的。”

我透过墨镜望着他，说出一个字。

“康奇斯？”

他的脸顿时明朗起来，仿佛已经明白了一切：“啊，我知道了，你要找的是康奇斯先生？”

“对。”

他甩开双手：“他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四五年了。”他伸出四个指头，清了清嗓子说“完蛋了”。我把目光投向他背后靠着椅子支起来的长杆，上面挂满了彩票，随风飘扬。

我尖刻地对他一笑，用英语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国家剧院？”可是他摇头，似乎不懂我的意思。

“他很有钱。”他望着司机，仿佛他能理解，即使我不能理解的话。“他被安葬在圣乔治，一块很好的墓地。”在他那典型的希腊游手好闲者的微笑中，在他告诉你这些不必要的信息时的神态中，有一种十全十美的东西，让你不能不相信他是表里一致的。

“完了吗？”我问道。

“没，没完。去看看他的坟墓。很漂亮的坟墓。”

我坐进出租车。他赶紧跑过去取他那一杆彩票，并在风中挥舞起来。

“你运气好。英国人总是好运气。”他摘下一张彩票，向我递过来。他突然会讲英语了。“哎，就一张小小的彩票。”

我突然叫司机开车。他掉过车头往前开，但是开出大约五十码后，我叫他把车停在一家咖啡馆外面。我招呼一个服务员出来。

我问他，后面那幢房子他知道是谁的吗？

他说知道，是一个叫拉利的寡妇的，她住在科孚岛。

我回头透过后车窗往后看。卖彩票的正朝着相反方向快速走去，走得非常快，我看着他拐进一条小巷不见了。

当天下午四点钟，天气稍微凉爽些了，我乘公共汽车前往墓地。墓地位于雅典郊外数英里处，在艾加罗斯山一面长满树木的山坡上。当我问墓园门口的老头时，满以为他一定会一脸茫然，没想到他还挺认真地走进他的小屋，翻阅一本很大的登记册，然后告诉我继续沿着干道往上走，左边第五个。我走过一排排爱奥尼亚式小型圣堂、圆柱形胸像和别致的墓碑，又走过一片不甚得体的森林，但是绿色的树荫还是挺可爱的。

左边第五个。没错。在两棵柏树中间，在一棵表示悼念的植物下，有一块简朴的潘泰列克大理石墓碑，碑上的十字架下写着这样的碑文：

莫里斯·康奇斯

1896-1949

他死了四年了。

墓碑脚下有一个绿色小盆，插着一支白色马蹄莲和一支红玫瑰，底下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白花做衬托。我跪下来把它们取出来。花茎是切割不久的，很可能是当天早上才割下来的。盆里的水清澈新鲜。我明白了。他又在用他的方法告诉我：他知道我猜了些什么；搞侦探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最多也就是找到一个假坟墓，再闹一次笑话。想到这里，我不禁冷笑，但笑容很快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