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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花又放回盆里去。有一根细小的衬托小枝弯了下来，我把它折下来一嗅，甜丝丝的，蜜一样的香味。既然有一枝玫瑰和一枝马蹄莲，也许是有特定含义的。我把它插在纽孔里，不再想它了。

回到门口，我问老头知不知道已故的莫里斯·康奇斯有什么亲人。他又为我在他的本子里查找，但一无所获。他知道是谁奉上这些花的吗？不知道，很多人都到墓地上来献花。微风把一绺绺头发吹到他充满皱纹的前额上。他老了，也累了。

天很蓝。一架飞机在低沉的轰鸣声中降落在雅典的另一边的机场上。又有其他来访者抵达了，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

那天晚上的晚餐实在太糟糕了，典型的英国式宴请，吃的东西很少。没去之前，我曾经考虑过要给他们讲点布拉尼的情况，我认为那是一张被施了魔法的餐桌。但是谈话刚开始五分钟，我这念头便荡然无存了。我们总共八个人，五个是文化委员会的，还有一个大使馆秘书、一个小个子中年同性恋者、一个批评家是来发表宏论的。席间有大量文学闲谈。同性恋者眼巴巴地盼着大家多讲出些作家的名字来。

“有人读过亨利·格林[106]的新作吗？”大使馆秘书问道。

“简直令人无法容忍。”

“我觉得写得很好。”

同性恋者摸了一下蝶形领带：“你们当然知道可爱的亨利……有时说的话。”

他这样反复说了十遍，我环顾周围的面孔，希望看到有人表示与他同感，有人冲他大喊，那是书本里发生的事情，不是私生活中的琐事。但是他们全都一样，每个人的思想都披上了同样神秘的盔甲，像古蜥的翎颌，像冰柱的缘饰。我整个晚上所听到的唯有破碎冰针的叮当声，人们胆小怕事，欲言又止，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没有一个人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自己的心里话。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宽容的、热情的、自然的。最后气氛变得很令人讨厌。我能看出主人和他的妻子真的热爱希腊，但是话噎在喉咙里就是说不出来。批评家对李维斯[107]发表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评论，后来又对他破口大骂，把自己的一番高论给毁坏了。我们全都一样，我几乎什么话也没说，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就清白些或者更少受制于人。故国、女王、公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标准口音，像我们这样的人，一个个道貌岸然，围绕桌子站立，像秘密警察，随时准备对任何明智的欧洲人道主义表现加以镇压。

典型的症状是在讲话中使用的人称一概都是“某人”——某人的观点、某人的朋友、某人的仆人、某人喜爱的作家、某人在希腊的旅行，直至可怕的英国资产阶级复仇之神等。“某人”就像被煤烟熏黑的一个存疑符号，整个晚上都占着主导地位。

我和批评家一起返回旅馆，一路上痛苦慌乱地回忆起弗雷泽斯充满希望的孤寂，回忆起我所遭受的损失。

“文化委员会的这些人实在太讨厌了，”他说，“但是也难怪，生存手段呗。”他没有走进我的房间。他说他要漫步去雅典卫城，但是实际上他却走向扎皮翁公园，那里有大群乡下孩子，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到雅典来出卖自己单薄的体力换碗饭吃。

我到一个酒吧间去，坐下来喝了一大杯白兰地。我感到很沮丧，无法面对不得不回英国去的现实。我过的是流亡生活，永远的流亡，不管我是否住在那里。流亡的事实我可以忍受，但是流亡的孤寂我无法忍受。

我回到旅馆房间时大约十二点半。雅典夏天的夜晚依旧闷热难当。我刚脱光衣服，打开淋浴头，床头的电话铃响了。我光着身子去接电话，想着可能是批评家打来的，他在扎皮翁公园大概并不尽兴，想找个目标来谈谈那些没完没了的作家名字。

“喂。”

“欧夫先生[108]。”是旅馆服务总台夜间接待员的声音，“有你的电话。”

咔嗒声。

“喂？”

“噢，是于尔菲先生吗？”是男人的声音，我听不出是谁。希腊语，但音调很好听。

“我是。你是谁？”

“请你看看窗外好吗？”

咔嗒声。静默。我对着话筒急促地呼唤，可是毫无结果。对方把电话挂了。我从床上抓了一件晨衣，关了灯，跑到窗口。

我三楼房间的窗口外有一条小街。

对面停着一辆黄色出租车，车后部朝我这边，在坡地上微微倾斜。这是正常现象，旅馆叫来的出租车总是停在那里等。有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从街道对面迅速走去，经过出租车。他刚好在我窗口底下穿过马路，看不出他有什么奇异的地方。无人的街道、街灯、关闭的商店、黑暗的办公室，一辆出租车。那人消失了。这时才出现了一点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