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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告诉你我们家里的人管它叫什么。”

她朝他点点头，本吉便喊道：“看你多可笑啊。”她揪住他的头发，他笑得露出了牙齿。

又是一幅动人的画面。

她为不能留我吃午饭而道歉，说她在赫特福德的妇女会还有“应酬”。我答应她，只要康奇斯的诗被翻译出来，我就给她寄一本。

听着她的叙述，我意识到我仍是老头的受害者。他编造来欺骗我并经过“朱恩”证实的那一套个人辉煌历史，直到此时我还是对之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此时我想起了他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反复提及他的生活或命运在二十年代发生过重大变化。我开始建立起一个新的假设。他可能是哪个贫穷的希腊移民家庭的有天分的儿子，也许来自科孚岛或爱奥尼亚群岛，觉得自己的希腊文名字不光彩，便换了个意大利名字，企图在人生地不熟的爱德华时代的伦敦出人头地，摆脱自己的过去和背景，开始过双重生活……在遥远的年代，他在蒙哥马利家，无疑还有其他类似场合，曾经遭受过羞辱和不愉快，我们所有经历过布拉尼“体制”的人全都成了这种遭遇的替罪羊了。我一边开车一边微笑，一半是因为想到这种知识性的理论构建背后隐藏着十分人性化的怨恨，一半是为这个值得追寻的新线索。

我来到了马奇哈德姆的大街上。十二点半了，我决定在开车回伦敦之前吃点东西，于是便在一家小小的、一半是木造的酒吧门口停了下来。酒吧柜台前只有我一个人。

“过路的？”主人一边问一边给我倒了一品脱。

“不，去见一个人，在丁斯福德宅。”

“她那地方挺不错。”

“你认识他们？”

他系着领花，说话有一种令人作呕的不清不楚的口音。

“知道他们。三明治的钱分开算。”他按响了钱柜的铃，“过去常在村里见到她的孩子们。”

“我到那儿是有正事。”

“哦，是的。”

门边出现了一个头发漂染过的女人。她端上来一盘三明治。在找给我钱的时候，他说：“她挺像个唱歌剧的，不是吗？”

“我不这么想。”

“这儿的人都这么说。”

我等着他往下说，但他显然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吃了半个三明治，随口问了一句：

“她丈夫是干什么的？”

“不是丈夫。”他注意到了我的神情。“呃，我们在这儿两年了，我还没听说过她有一个丈夫。有……男性朋友，我听人这么说。”他冲我挤了挤眼。

“啊，我明白了。”

“当然他们像我一样，都是伦敦人。”一阵沉默。他拿起一只杯子。“挺好看的女人。没见过她女儿吗？”我摇摇头。他擦着杯子。“绝色美人。”一阵沉默。

“她们多大年纪？”

“别问我。现在我分不清二十岁和三十岁。大的是双胞胎，你知道吧。”如果他不是正忙于擦亮酒杯，全神贯注地做他的酒生意，他准会看到我的脸已阴沉得像石头。“就是他们说的双生子。一些是正常胎，一些是双胞胎。”他把酒杯高举起，对着亮处。“人家说做母亲的能分清她俩，是因为其中一个有块伤疤或什么的……”

我飞快冲出酒吧，他连喊叫都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