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舷梯上全是正在离船的送客。到处是喧嚣。在她下面，她可以看见一汪肮脏的码头海水，头顶上飞翔着海鸥。人们在如此短的距离，在这还没有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互相叫喊着。一会儿，所有的舷梯，除了一个外，全部吊起来了，乐队奏起了在她听来仿佛是马戏团的音乐。巨大的麻绳开始松动了，然后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汽笛声。汽笛声是如此令人震撼，它准将天上的天使都打扰了。所有的人都在叫喊，所有的人都在招手—所有的人，除了她。在所有站在甲板上的人中，只有她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告别，只有她的旅行是孤独的，是毫无意义的。仅仅是出于自尊，她从手提包中拿出一条手绢，也向那些迅速消逝轮廓和吸引力的脸挥舞起来。“再见了，再见了，我亲爱的，亲爱的朋友，”她自言自语地说，“感谢你……为你做的一切感谢你……再见，谢谢你……谢谢你，再见了。”

七点钟，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去吃晚饭。她和谢菲尔德先生和夫人共用一个餐桌。他们来自罗切斯特，是第二次到国外旅游了。他们穿着奥纶衣服旅行。用餐时，他们和霍诺拉谈起他们上次去欧洲的旅行。他们首先去了巴黎，天气好极了—那种令人爽快的干燥天气。每晚，他们轮流在澡盆里洗衣服，然后将衣服晾挂起来。在卢瓦尔河上航行时，他们遇到了雨季，几乎有一个星期没能洗衣服，但一到大海，就变得阳光灿烂而天气干燥，他们把一切都洗了。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他们飞到了慕尼黑，在拉齐纳宫酒店洗衣服，然而，半夜下起了雷暴雨，所有晾挂在阳台上的衣服都被淋得湿透了。他们不得不把淋湿的衣服打包前往因斯布鲁克。他们在一个晴朗、满天星星的夜晚到了因斯布鲁克，把一切衣服都再次晾起来。在因斯布鲁克，他们又遭遇了一次雷暴雨，他们不得不在旅馆房间里待上一整天，等他们的衣服晾干。威尼斯是一个洗衣服的绝妙好地。在意大利，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在他们觐见教皇时，谢菲尔德夫人认准了罗马主教的礼服是用奥纶做的。他们记得日内瓦是雨天，而伦敦的天气糟透了。他们买了戏院的戏票，但什么都是湿漉漉的，他们不得不在房间里待上两天。爱丁堡更加糟糕，但是在斯凯岛云层被吹散了，太阳露出来了。他们从普雷斯蒂克机场起飞，一切衣物都干干净净的了。按他们的经验，总的来说，他们给予霍诺拉的警告是，别指望在巴伐利亚、奥地利、瑞士和不列颠群岛做过多的衣物洗涤工作。

当他们快讲完时，霍诺拉涨红了脸，倏然将身子前倾在餐桌上，说道：“你们干吗不待在家里洗衣服？为什么你们周游大半个世界，在奥地利和法国的侍者和女佣面前出丑？我从来就没有穿过任何奥纶的衣服，或者任何你们说的那种衣料，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在欧洲就像在美国一样找到洗衣房和干洗店，我可以肯定我永远不会为了晾晒衣物的快乐而去旅游。”

谢菲尔德先生和夫人大为震惊，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霍诺拉的嗓音传得很远，附近餐桌上的游客转过头来望着她。她试图让自己摆脱这种情景，便大声喊侍者过来。“支票，”她说，“支票。是否可以请你将我的支票簿拿来？”

“压根没有支票簿，夫人。”侍者说。

“哦，是的，”她说道，“我忘了。”她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房间。

她对谢菲尔德先生和夫人太愤怒了，心中毫无悔意，然而，她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她的暴躁脾气是她最糟糕的缺陷之一。她在甲板上盘桓，让自己镇静下来，欣赏着有点儿黄的桅杆上那侧支索上的灯光，心想它们多么像星星呀。她站在船尾的甲板上，望着尾流的水波。这时，一个穿着细条子织物西装的年轻人来到她的身边。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星星的非常有趣的谈话。然后，她上床，很快就睡熟了。

早晨，在吃了一份非常可口的早餐后，霍诺拉在船的背风面要了一把椅子，拿了一本小说《米德尔马契》，准备好好放松一下，充分体味一番海上的健康空气。九天宁静的日子会积蓄她的体力，也许还会延长她的生命。这是她一生第一次计划让自己休息一下。有时，在午饭后，她会花上五分钟的时间闭上眼睛，永远没有超过这个时间。在她前往换一下空气的山间旅馆里，她总是一个早起者，一个摇椅马拉松的参加者，一个不知疲倦的桥牌手。直到现在，她总是有干不完的事，总是有需要她付出时间的事，然而现在，她年迈的心脏疲惫了，她需要休息了。她将头靠在椅子靠背的垫子上，将毯子拉到大腿上。她看到过几千份旅游广告，在这些广告中，和她年龄相仿的人伸直腿坐在甲板椅子里，望着大海。她总是纳闷，在他们的心中会有怎样愉快的幻想呢？现在，她期待着这令人羡慕的宁静来沐浴她的周身。她闭上眼，她是用力才闭上的。她的手指击打着椅子的木头扶手，不安地扭动着她的大腿。她劝慰自己要耐心等待，等待，等待那休息爬上她的身子。她等待了大约十分钟，便不耐烦地、愤懑地站了起来。她从来就没有学会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动。就像她生活中许多其他的事情一样，她再要学会这个已经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