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 革命_1968年夏末（第15/22页）

生命中那些最美妙的事物为什么总会留下最深的伤疤？

他聘请管理顾问，正是来纠正这种自毁的负面思想。他默念给自己树立信心的咒语：我是赢家。他取消了要维生素C的命令。他穿上衣服，继续工作。Sic transit gloria mund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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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克朗凯特侧向右边，靠在演播台上，这个姿态出现在电视里代表着严肃的沉思和坚强的意志，意味着说话者的工作就是向全国传达坏消息，他就这么靠在演播台上，侧着脑袋，盯着镜头，满脸父辈式的“这个消息给我的伤害比对你的伤害更大”的表情。他说：“民主党全国大会即将”——戏剧性的漫长停顿，好让观众为接下来的话做好准备——“在一个警察国家召开。”

然后他又说：“我似乎找不到其他的表达方式。”他想借此安慰制片人，但不难想象，他们此刻正在主控转播车里摇头，因为他又说出了这种明目张胆的话。

但他必须说些什么，让坐在家里显然不明所以的观众知道一些事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机今天都忙疯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刺，电视台第一次接到这么多电话。对，没错，民众怒火万丈，老克朗凯特说，警察已经失控。

对，民众怒火万丈，制片人对他说，但气愤的对象不是警察。他们说，他们讨厌的是那些年轻人，他们责怪年轻人犯了错误，他们说年轻人咎由自取。

是的，有些抗议者确实不怎么——怎么说呢？——讨人喜欢。他们企图侵犯你的感情。他们总是惹你生气。他们打扮得像是流浪汉。他们头发蓬乱，形容不整。但比起聚集在希尔顿酒店外的民众来说，他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年轻人看上去普普通通，有可能是任何人家的孩子。也许他们一头扎进了他们不甚明白的事情，被卷入了更宏大的社会事件。但他们不是罪犯。他们不是变态，不是激进分子或嬉皮士。他们有可能只是不想被强征入伍，有可能只是真心诚意地反对越战。话也说回来，这年头谁不是这样呢？

然而，镜头里每出现一个倒霉的年轻人被警棍敲脑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会接到十个支持拿警棍的那一方的电话。记者在街头吸催泪瓦斯，回到总部看见来自千里之外的电报，说记者不懂芝加哥在发生什么。老克朗凯特听见这个消息，立刻明白他失败了。他们报道了太多的激进分子和嬉皮士，已经完全挡住了观众的视线。灰色地带不复存在。老克朗凯特对此有两个看法。第一，假如你认为电视能让全国人民坐下来好好对话，用移情和悲悯彼此理解，那么你显然是弄错了。第二，共和党的尼克松无疑会赢得这次总统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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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失败了，警察要求抗议者离开公园，却没有给他们显而易见的出路。在公园聚集已经不再合法，但穿过警方封锁线同样不合法，而公园的四面八方都有封锁线。于是他们陷入经典的两难困境。事实上，只有公园东侧湖畔的一角没有封锁线，但愚蠢的是催泪瓦斯弹恰好落在那里。因此抗议者只能向前冲，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跑在最前面的冲上密歇根大道，像失控的怒涛般直扑康拉德·希尔顿酒店的外墙。他们像水花似的溅在水泥地和砖墙上，然后死死地钉在那里，警察意识到今天的复杂事态中有些因素已经悄然改变。改变的是力量对比。抗议者人数占优，此刻又在绝望中逃命，因此占据了上风。于是警察推搡回去，将人潮导向酒店的外墙，双方互有进退。

塞巴斯蒂安和费伊就在其中的某处。他攥紧她的手，握得她很疼，但她不敢放开。她感觉到自己被裹挟进了涌动的人体洪流，压力从各个方向传来，有时甚至将她抬离地面，游泳或漂流似的悬浮片刻后回到地面，此刻她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保持平衡，站稳了别跌倒，因为人群已经陷入恐慌，一万个惊恐的人就会变成这样：一群愚钝的庞然野兽。要是跌倒，她肯定会被践踏而死。她的惊恐已经超越了惊恐，化作某种冷静和透彻。这是生死之间。她更紧地抓住塞巴斯蒂安的手。

人们奔跑时用手帕捂着脸，用衬衫包着嘴。他们无法忍受催泪瓦斯，无法待在公园里。但另一方面，局势也越来越明显，朝这个方向跑同样是个错误，因为越是接近密歇根大道另一侧安全的黑暗都市，他们能够占据的空间就越是有限。重型机械、围栏、铁丝网、警察封锁线和三十人纵排的国民警卫队像漏斗似的挤压人群。塞巴斯蒂安想去希尔顿酒店的正门，但人群实在太拥挤，人潮实在太汹涌，因此他们偏离了目标，被带到那幢楼的侧面，贴在干草市场酒吧的平板玻璃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