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马国瑞问（第6/10页）

残雪：看，我还帮他写过评论呢，他的那个不属于我这种类型的文学，我觉得我这种类型的文学就是你们所说的前卫，也就是最深的那种东西。他的那个写法表面一些，但是他那种手法，只要你的悟性很高，对写作态度很严肃，一直追求这个东西的话，也同样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我觉得他的东西有些也相当不错的，上一次我还给他的《等待》写了评论嘛，相当不错。但是我觉得他有些就不全部是第一流的啦，像后来的那个《Crazy》，叫什么书名啊？去年什么时候出版的，那个就很一般了。（笑）

蔡：你在写作当中，你强调人性当中深层的一种东西，那你是不是觉得它不会受到当时的社会啊，政治啊，或者是其他环境的影响，它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有那么不变的深层的人性在那儿呢？

残雪：有两个方面吧，它的产生，比如像我这种独特的东西，由于我的性格，个性，写出这种东西来，它的产生肯定是有表层的那些东西的影响的，甚至是那种东西造成我这个东西更加走极端，更加往那个方面发展。不过假如不是什么文革啊，不是家里搞得这个样子，而是一个很优裕的环境，也可能还是会写出这种东西，这很难说的。深层的东西相对不变。但也受表面东西的影响。当然一个大的时代，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那种古老的文化、几千年的历史，那是一个决定的东西，一个民族他的历史越长，他的潜意识下面的积累就越多，那一块就越大，我是这样看的。卡夫卡不是犹豫了很多次，最后他还是用德语，用那种最陈腐，最没有新意的那个语言吗？他本来想用犹太希伯莱语去写，最后还是抛弃了，没有吧。也就是寄生在那个文化上面，我觉得，要一种你们德国，我们中国，要这种很古老的文化，他才会有东西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像文革啊，这一类的，有是有一些影响，但是那个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作品能够出来，在时代的转折的时候，他能够让我们这些东西出来，这要感谢文革和文革之后的开放。给了机会，假如没有这个机会，它就永远没人知道了，就没有了，我也不会拼命的去搞，没有人承认，一个人都不承认你就不可能写了。当然也可能写在笔记本上没人知道。

蔡：假如没有文革，你也不可能体验到人性中的那一层。

残雪：那也有一点，它更加使我的性格走极端了，搞得我根本与外界完全对立起来，与外面隔开，不受他们的干扰，完全自己搞一套，干脆什么上学也不上了，自己一个人，对外界非常的反感，那些方面有些作用。

马：目前你有什么写作计划？

残雪：计划？我就是没有计划，一般像这种很长的东西，我只有两个，一个《五香街》，再就是这个《最后的情人》，这是二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有几个，一般都是写短一点的，每天都写，然后就是评论，也写，再继续读西方的经典，要把他们每一人都要写一下，我现在是在读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看完这个以后，如果英语阅读能力能够达到那个程度的话，《荷马》我也想看，可能先得看中文的，那个比较难看懂。

马：你本来是一个作家，为什么还要当评论家？这对你会起什么作用？

残雪：我这一点是非常独特的，与一般作家不一样，外国的也有作家当评论家的，你比如像博尔赫斯，他就写过很多那种评论。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可能这一点有优势，中国人他一方面那个里面非理性的东西很强，另一方面又能把它统一起来，然后接受了西方的那种文化之后，就生出那种理性来，可以用很客观的那个态度去看西方的那些经典的作品，找出打通艺术的通道，找出属于人类共同的东西，我觉得那可能是我自己的特点。因为像我这样的性格有点特殊，从五六岁，小的时候起，我做梦，我是非常喜欢做梦的，老是做梦，晚上睡着了做梦，做梦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从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想这一点应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吧。哈哈（笑），我知道自己是在做梦，我把这写成了一篇文章，后来，在梦中，有老虎，有狼在后面来追的时候，我就在想，要想个办法醒来，然后就跑到悬崖边，很高的山上，或者爬到树上去，从那上面闭上眼睛往下一跳，就醒来了。因为害怕了，害怕就设法醒来了。所以我就是觉得我有这两方面的才能，我可以写小说，也可以写评论，以我的形式去评论相类似的作家。但是我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评，我只评那种所谓的那种前卫吧，现在说是前卫，以前说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