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日野启三　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

1990.6.17　日本东京银座廖金球译

东京的六月和我国的南方同样的闷热。一九九〇年，我就在这样一个六月天从成田机场下了飞机。河出书房新社的总编小池先生和好友近藤直子已经等在出口处了。小池是四十多岁的精干的中年男子，开一辆有六个座位的车。从机场到新宿的饭店开了一个多小时。

这是河出书房新社安排的对谈，日野启三先生是日本国内公认的写新小说的最好的作家（芥川奖的评委）。请来的口语翻译也是日本顶尖级的高桥女士。六十多岁的日野先生看上去十分年轻，清瘦、笃定，脸色比较苍白，腰板笔直。一直到对谈结束后，我才知道日野先生患了肾癌，他为了不耽误对谈，一直等我从中国来，第二天早上他就要去医院割掉一只肾。

从那以后，我一直把日野先生当成我的精神导师。而他，我每在日本出一本书，他都要写一篇评论在他做特邀编委的《读卖新闻》上登出。那些评论极为精辟、中肯。

小说中的现实

问：热烈欢迎残雪女士光临。我拜读了残雪女士的小说，是中篇《苍老的浮云》及另外几篇短篇小说。您的经历及其他，也从译者近藤直子女士的介绍中知道一些大致的情况。然而，我想残雪女士对我的情况及日本的小说不太了解吧。所以我想首先从我的情况谈起，通过我的谈话，是能够接近残雪女士的小说的。

我出生于一九二九年，五岁前在东京，从那以后到十六岁，在朝鲜生活。十六岁时，当时的京城（现在的汉城）战争结束，大约三个月时间，日本的殖民地权力崩溃，从而我经历了一种任何保护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的状态。然后被塞进货车运回到日本。在东京时，本应出来学习，但那时的东京全烧光了，什么也没有，连吃的东西也没有。看着现在的东京，也许想象不到吧。我和我的同辈人，纵令谁也不帮助谁，但从要依靠自己一个人生存下去这一点出发，开始考虑问题。

我是在当学生时开始写文艺评论的。当时的日本也有许多左翼运动，因为自己过着贫穷的生活，所以觉得一定要改变那种状态，但是，投身在那种运动中也有矛盾。因此，二十岁的我想出来的是“虚点”这一看法。不论是站在革命运动和不干革命这两种“实”的哪一都会碰到矛盾。那么自己站在哪一边生活为好呢？那便是看作为“实”和“实”之间的“虚”点。我是从数学的“虚数”想到这一词的。英语将虚数说成imaginary number。因此，虚点是imaginary point。决不是乌有空洞的东西。是想象力或者创造力的故乡。

其后，我为了生活在报社工作。一九六四年作为特派员去了越南战场，然而，在西贡我又一次体验了十六岁时经历过的凄惨状况。因而再次思考了这是不是现实这一问题。还思考了所谓非现实的问题。回国以后开始写小说，大约是三十七八岁的时候最初的小说书名是《对方》。从那之后一直写小说。我不写那种很多人称为“现实”的东西。我认为大家都说是“现实”的东西不是真正的现实，只有在小说中，自己才想写真正的东西。但是，去年偶然地得到残雪女士的《苍老的浮云》，读了最初的五行，便感到“明白了”。即认为作者是一个懂得真正现实的人。小说中的时代、地点都没确定，也并不是那种能够归纳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离奇的小说。但我一点儿也不认为异常。

答：我的情况与日野先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也是到了三十岁以后才开始写小说。许多人说我的小说看不懂、离奇。但我自已不那样认为。我的小说中使用的语言，是我三十年来一直反复说过的语言。只是人们没注意到罢了其中成为小说的，仅仅是表现了那时为止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

问：您曾经写过诗吗？

答：曾经试过，但失败了。

问：是突然写小说吗？

答：诗的形式束缚了我，感到不自由小说能够自由地表现，所以我趋向于小说，在我最近的小说中，使用的单词大量减少，变得简单，重复的东西显得多了。我在设法从语言之中得到自由，从束缚中摆脱。

问：有道理。我也在逐渐地缩短句子。中文中没有时态吧。日文中有微妙的时态。最近我也终于能够摆脱钟表的时间，能够相当任意地、自由地运用过去式和现在式了。

其次，我想写的是二十岁左右时的事情，但又觉得这样的题材成不了小说。那时读过的小说一点也不是我想写的东两。六十年代中期，我读了几篇小说，感到若是那样的形式，我写我想写的题材不也能成为小说吗？我曾有过那样的契机残。残雪女士也曾有过那样的契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