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日野启三　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第2/5页）

答：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看书，看了很多的古典小说。如俄罗斯文学、狄更斯等。关于现代派文学，因为在中国很少翻译，所以没有机会接触。到七十年代末，中国也终于翻译现代派文学了。但那时我二十七八岁，看了也不太懂。然而，即使不懂也坚持看，大约在三十岁左右，有一天突然有了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突然理解了。那是一种冲击性的变故，突然感到倘若那样，自己也能写。并且能够用一种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方法表现出自我。

问：残雪女士就是残雪女士，不是另外的任何谁。您使我想起了贝克特啦。在日本也出了很多翻译书籍，但真正认为有趣而看的人也许不多。贝克特和残雪女士都决不使用难理解的语言，也不运用特别的修辞学，更不表现奇怪的东西，表现的是我们日常所见、所知的东西。但我认为，语言出现的场所与普通小说不同。

答：正如您所说。空间完全不同。译者曾在后记中接触到那个问题。我自己也曾思考过，为什么具有独自的空间呢？我认为我是根据我自身非常原始性的冲动而创作的，必须突破现实的束缚，创造出一个什么也不依赖的、孤独的空间。如果说到为什么一般的小说家和读者没有那样的空间，那仅仅是没有能够保持住原本肯定就有的原始性冲动吧？那也就是保持非常强的独特个性，并将其个性坚持到底的作家少的原因吧。有一些作家很有才能，也写了一两篇非常优秀的作品，但中途又写起了无趣味的平庸的作品。我认为也就是在那种时候，用尽了原始性的冲动。那种冲动不是想有就能有的，是老天给予的才能，是先天的东西。至于说到读者为什么不懂得那样的世界，那是因为众多的人习惯、喜欢现在所有的一切“现实的”世界，所以即使让他们看世界的真正、现实的本质，反而没有熟悉感了。

提到我的作品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这种样子，我想那多半与我个人的性格有关。我从小时候起，总是与世界作对。大人说“东”，我偏说是“西”。不理解周围的人为什么会是那样。而且，不赞成他们所做的一切。因此，我能采取的方法就是封闭自己，一直都是那样做的。

“虚”这一理想

问：那与中国所存在的政治状况有关吗？或者比喻说，即使在非常稳定的状况中也是那样的吗？

残雪：也有那种可能性。但不能断言环境完全没有给予影响。总之，那只不过是一个方面。能够想到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遗传（笑）。

我的父母亲在三十至五十年代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在性格方面也是个性坚强的人。父亲一九三七年入党，在那以后，曾多次出生入死地为党而奋斗。他在敌占区干地下工作，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为党而努力工作，是对党无限忠诚、无限纯粹的人。他是一个意志超群的人，决定了的事一定要完成。但是，他在一九五七年被扣上了“反党分子”、“右派头子”的帽子。那时候，另外一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悲观失望，连生存下去的愿望也没有了，但他却不一样，每天从劳动教养所一回来就伏在桌前啃厚厚的马列主义著作。父亲在众多的共产党员中也是能够坚持自己观点的人，他读了数量很多的马列主义的书，作了笔记，直到最后都坚持了自己的信念。

那种对事物追究到底的遗传因子，不是我父亲遗传给我的吗？（笑）母亲也是和父亲同样的人。只是父亲与我的不同之点在于，父亲追求的全都是面向外部的东西，相反我追求的是面向自己内部的东西。

问：噢，的确是那样。但是，您的父亲也并不是那种“想成为有钱人”、“想得到名声”，使外在的价值与自己一致的人。因此，似乎也不能单纯地说“向外”吧。

答：我想这里也有中国和日本的不同之处。父亲追求的不是金钱等实体东西，是通常说的“理想”，或者说是“虚”的东西。他的追求以失败而告终。而在我们的时代，我又尝试着新的追求。在那个年代，在“虚”之中追求了“虚”。我们必须思考不同的东西。

问：在中国的古籍中，我最喜欢的是《楚辞》。在我的长篇小说《宛如砂丘移动》中我使用了《楚辞・九歌》中的一篇《湘君》。我了解得不详细，是凭直感而说的。但感觉到，即使在中国，也有一种自古就有的非“现实”的，在灵魂的真实中生存过来的地方性遗传。

答：唷，湖南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是怪人多的地方（笑）。如果说得不客气，湖南人乖僻，说得好一点，是认真地追求着什么。而且一旦开始便停止不了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