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谬种 第二节（第2/3页）

到了夏末时，出了一点状况，附近的纺织厂停产了，大约三千名女工就地解散。她们沉默地堵住了路，要求那个浑蛋厂长出来说句话，但浑蛋厂长出国考察去了，只剩下混蛋科长们出来敷衍。女工们不干，来了很多警察，拉走了几个领头的，后来所有的纺织女工都要求被拉走，警察很同情她们，跟着一起骂厂长是矬逼。直闹到天黑，附近几个新村的人全都跑出去看热闹，堵了上万个人在街上。有个四十岁的阿姨对着人们讲述她的生平，从三年自然灾害讲到知青下乡，从知青返城讲到改革开放。我对历史一窍不通，老杨是理科生也好不到哪儿去，听这个阿姨讲完，我们算是学习了一下当代史。后来她也被拉走了。

多年来，我和老杨混迹在这个新村里，有时候打架，有时候逃亡，有时候带了女孩鬼混，倏忽之间称王称霸的日子过去了。大下岗时代我们再也不是主角，没有人是主角，所有的人都像是跑龙套的。

那个夏天，一伙盗贼开着卡车深夜潜入了农药新村，他们只偷自行车和助动车。第二天早晨，车棚里空空如也，这下集体傻眼。大伙买了新车，都装了两道锁，拴在楼道扶手的栏杆上，或是树上，或是七八辆车拴一起。过了一阵子，贼又来了，没什么锁是挡得住他们的，新车全部拿走。人们都快疯了。各个楼里派了精壮小伙子，彻夜守在楼下，我和老杨分配到一组，坐在躺椅里看星星，很多蚊子围着我们转。我觉得自己也快要崩溃了，我那辆战功卓著的二八凤凰，从十七岁那年驮了各种女孩到处耍威风，与我有着深厚的革命感情，也于当时离我而去，从此不复相见。

有一次我叔叔来我家，主要是想给我介绍份工作，谈完了出门一看自行车没了，我妈不得不赔给了他一辆。他介绍的工作是让我去铲煤，这件事极度荒谬，我还没铲煤呢就倒赔了一辆自行车进去，况且我并不想铲煤。另一次我爸出门，自行车被人偷了，此前他已经奉献了两辆自行车，如今他站在街头没了办法。我爸异常愤懑，觉得全世界都欠了他的，遂捡砖头砸开了另一辆车的车锁，他就偷了别人的车子回来了。

我和老杨在守夜时，看到对面楼里的茅建国出来，他是我们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命不太好，高考差了几分没录取，精神崩溃举着刀子要割脉，复读了一年又落榜，老老实实进了印染厂上班。

茅建国说：“我失业了，买断工龄了，只有四千块。”

我说：“那你比我强，你还有四千，我整个辞职不干了，一毛钱都没有。”

茅建国说：“杨迟不错，大学毕业留在上海。”

老杨说：“名额有限，我估计也得被送回来。”

茅建国说：“你们有钱吗，我现在身无分文，想借点钱买辆自行车。”

我和杨迟一起摇头。茅建国失望地说：“你们太不够朋友了。”

我和老杨说，别太在意了，真的拿不出钱来，车也没了，都穷，一起抽根烟吧。茅建国站在那儿抽烟，很舒服地让烟气在肺里停留了五秒钟，再吐出来。“我已经连香烟都买不起了，我妈生癌了。”他伸出手让我们看，十根手指，在他的印染厂里被熏得发绿，渗入他的指甲，“我想去饭馆端盘子，老板一看，让我洗手。可是我这手，死活也洗不干净。”

“你妈妈生什么癌？”

“不太好说的地方，”茅建国摇摇头，“反正已经扩散了。”

他说完这些就走了。过了几天，我在老杨家里打牌，听见对面楼里一声惨叫：建国啊。我们趴到窗口，看见茅建国的爸爸拉开窗帘，站在窗前大喊救命，而茅建国本人挂在天花板上，仅穿一条短裤，笔直地垂向地面，有一种无形的力在拽他。后来老杨解释说，那就是地球引力，它虽然看不见，但你绝对不能说地球引力是无形的。好吧，绷直了的茅建国，一动不动，也没有风吹过，在那扇深不可测的窗子里挂着，死了。

老杨说：“这太操蛋了，以后一抬头就能想起茅建国的惨状，我不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了。”说完这个，收拾收拾行李回上海去了。

其后的日子，天气热得发疯。新村的草堆里各种腐臭味散发出来，老鼠横行，和鸡生活在一起，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这个地方已经变成贫民窟了。居委会往楼道里撒红米，一种慢性老鼠药，人要是吃了没那么快就死，但是鸡就难说了，头一批鸡死的时候，新村里爆发了一场内战：养鸡的坚决要求清除红米，不养鸡的实在受不了满处老鼠乱窜，必须保留红米。后来达成协议，晚上放红米，白天收回去，灭老鼠，同时也给鸡一条活路。笨办法总比没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