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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哥也是个负责的人。他得了关节炎从乡下回了城，进了一家小工厂，每天拐着腿去上班，哪怕是天阴下雨腿疼时也按时前往，夜里往往还要加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还看不出来吗？假如大家都不好好干，国破民穷百业凋零之时，我们就会有另一次“文化革命”，或者和外国开战，或者调军队进城来军管。总而言之，领导上想要破罐破摔，有好多种摔法，你想象都想象不出来。想要避免被摔碎，我们必须要表现得像个好罐子。在我看来，像他那样负责的人还是挺多的，在青少年时期，我只见过一两次摔罐子的情形。到了中年，该我负责任时，我想我是尽心尽力了，人家要抽我的脊梁，我都让抽了。

我哥哥王大和我极相像。下乡插队时，他是集体户的户长，除了干活，还要管大伙的吃喝。进工厂以后，他是班组长，上班总是早来晚走，还不敢拿加班费。后来他又当过学生班长、工会小组长、各种会议的召集人等等，直到他当得不胜其烦，逃到美国再也不敢回来。有个老美一见了他就说：你在军队里呆过，当过二十年军曹！当然，这是想当福尔摩斯的老美。其实我哥哥一天兵都没当过。现在王大一想起自己干过的各种不伦不类的差事就做噩梦。我和他的经历大体上差不多，但是不做噩梦，因为我还在噩梦中。我们俩在遗传上一定有点古怪。假如我死了，应该有人解剖一下我的尸体，找出毛病的所在，最好还能找出个矫正的办法来。

在乘车前往刑场的途中，我一直在想今天的要点。第一，我不能被人抽出屁滚尿流的样子。这是因为在场的会有大批我们的人，假如我屁滚尿流，会伤大家的心。虽然按我的体质和性格一定会显出屁滚尿流的样子，但我要拼命顶住。第二，今天我不能死掉。假如我死掉，就会出天大的乱子。其实作为受刑人，死活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但是作为老大哥，必须把不该考虑的事全考虑到。数盲对出乱子的看法是：不怕，不就是死几个人吗。听起来没什么，但你要想到他们不识数，根本不知几个是多少——也许大伙都死光，他还觉得只有几个。但是这两个要点又是自相矛盾的。公安局的老大哥告诉我说：今天抽人的是保安的人，他管不着，所以“你要是挺不住千万别硬挺，装出个屁滚尿流的样子，我就能插手了”。这就是说，假如我要保命就要屁滚尿流，不屁滚尿流就不能保命。这两方面都要顾及，事先难以拿主意，只有等鞭子抽上再作定夺了。

到了地方，看到海滨广场上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少说有一万。一半是我们的人，别一半是警察，手里拿着小巧玲珑的冲锋枪。那东西做得真是精巧，我一看就入了迷。我们还真有不少好东西，不光有球墨铸铁，只是平时不肯拿出来。有关球墨铸铁的枪，我有一些补充说明。那种枪放的时候“嗵”的一响，冒出一股浓烟来。假如那枪对着你放，有一定的危险性，看见浓烟后，就有一颗半斤重的铅弹发出蜣螂飞翔的声音朝你飞来。这种子弹中在身上必死无疑，但是赶紧躲的话，还能躲开，或者拼命逃跑，那个铅屎壳郎未必能追上你；假如是你拿枪朝别人放，危险就更大，沉重的枪身要猛烈地往后撞，所以在开枪前最好在胸口垫个包装纸箱。我和我前妻在碱滩上打野兔子时，放过铸铁枪，像这样精巧的冲锋枪却没放过——大概是进口的吧。对于这种枪，我也有点要补充的地方：它完全是危险品做的，所以真是好看。故而它当然是特供。见到了这种东西，说明我闯的祸真是不小。

广场上有一座木板搭的台子，上面有桌子、麦克风、数盲等等。台子后面有座X型的木架子，看来要把我们拴在上面。我们从囚车上下来时，遇到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还有人高呼欢迎老大哥，然后这掌声又被更大的声响压下去了。会场周围的武警齐声喝道：“不——准——乱——动！”那种嗓门和保安是一个类型的。蓝毛衣听了，禁不住往后一缩，撞在我身上。我却推了她一把，说：别怕，不是冲咱们来的。然后我们就进到台子背后的棚子里等候。这个棚子是铝合金和玻璃做的，里面就我们两个人。隔着玻璃往外看，到处是戴钢盔的武警，我们好像进了笼子一样。人的是这棚子很隔音，所以很静，这里有一把长条椅子，太阳晒得很暖和。我指指椅子说：请坐。蓝毛衣坐下来，我隔着玻璃往外看，看见数盲在作大报告。平时我对报告不感兴趣，今天倒想听听，但是听不到。棚里有台黑白电视机，放着外面会场的实况，但是无伴音。我给了它几巴掌，想把伴音打出来，但是不成功。不仅没打出伴音，倒打出大片的雪花。反正闲着没事，我又打了它一顿，把雪花打掉，还打出一点彩——原来不是黑白电视，是彩色的，但伴音还是打不出来。今天见到的都是特供，只有这台电视例外。这使我想起了数盲常说的话：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今天就是到了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