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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蓝毛衣住在医院里养伤，讨论受刑那一天的感受，一致认为在铝合金棚子里等待的时候最难熬。那一天市长和四个副市长都发了言，一共讲了五个多钟头，只有寥寥数语提我们的事，大多数时间却在谈精神文明问题、生产问题、污染问题、计划生育。考虑到我们就要血肉横飞，闲扯这些淡话真是有点奇怪，所幸我们在棚子里一点都听不到（这是后来知道的），只看见武警在打呵欠。隔了老半天，才有人把玻璃门打开一条缝。蓝毛衣“刷”地站了起来，正要走出去，那人却说：不要着急，还早。我就是告诉你们这个。然后关上门走掉了。蓝毛衣就在棚里来回走，我却坐了下来，想打瞌睡，但是睡不着。要知道也许再过一会儿我就要死了。所以我就琢磨那个手铐——那东西是那么像不锈钢，仔细看却能看出，它的颜色有点灰暗。真的钢比它亮。这也许是因为镀了一层无光膜。后来我又把手铐举到玻璃边轻轻地敲，声音很脆，但是有点轻飘飘。敲着敲着来了一个哨兵，对着我蹲下来。我还是继续敲，他就张大嘴巴，让我看嘴形——干——什——么？我也这么答道：不干什么。不干什么。他说：不——准——敲。我说：就——敲。他端起枪来，对准我的胸口。我把胸膛往上一挺。他就笑了。然后回头看了看，走开了。

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说，那一天电视在向全国转播，大家等着看北戴河抽人，等来等去不见动手，不是数盲的人都熬不住，睡着了。数盲倒是瞪着大眼在看着，但也早忘了等着干什么。电视镜头一会儿照照这个，一会儿照照那个，终于照到了一个人在啃面包，就转播了那个面包消失的全过程。然后他像眼镜蛇一样张开大嘴，让全国人民看他的扁桃腺，还用舌头舔面包渣，这使我好一阵见了面包就恶心。然后又转播了一个人抽烟，抽了一口，憋住了气，用左眼看看烟头，再用右眼看看烟头，最后用两只眼看烟头，把自己看成了对眼，足足憋了四分钟，才把那口淡淡的烟呼出来。后来知道，那个人原来是个蹼泳运动员，肺活量大得惊人。我要是有那么好的肺，就绝不吸烟。还转播了一个小会计给自己化妆，先是仔仔细细给自己画眼晕，画完了，照照镜子，用纸擦掉，再画一遍。忽然之间，她拿出口红，给自己画了个大花脸，然后吐着舌头给别人看。我要是像她那么年轻漂亮，就绝不在电视上糟蹋自己。后来才知道，电视摄像机位置很隐蔽（同样很隐蔽的还有一大批狙击手），会场上的人一点也不知自己上了镜头。后来这些上镜头的人都倒了霉。然后有人嘘起来，等到嘘声很大的时候，武警朝天鸣枪，大家都趴下，数盲往天上看。但是我们在棚子里看不到武警鸣枪，也听不见。只看到大家趴下数盲朝天上看，所以一点也看不明白。假如不是在屏幕上见到了熟人，我还以为放错了频道，这是个电视剧哪。看见这种情形，蓝毛衣就哭起来了。

我在受鞭刑之前，在一个玻璃亭子里关了很久才去挨抽。当时我以为自己很可能马上就会死掉，但是没有，虽然挨第八鞭后死了一会儿，吸了氧气，打了强心针。醒过来以后，有人要把我解下来送医院——余下的下回再打。我坚决不同意，并且抱着柱子不撒手，说自己没问题。我可不乐意再被关在棚子里。数盲们尊重我的意见，又打了我四下，然后七手八脚地把我解了下来，要架我上担架。但经过现场抢救，我还能自己站住，就把搀扶的手都推开，从台上走下去。这时候会场上已经乱了，到处都在和武警扭打，还有枪响。只有台前一片人端坐不动——都是我的同事。不动是对的，动就会有伤亡，而且伤了谁都不好。我不在，也不知是谁在为头。我朝那边走了几步，又被人架住。公安局的老大哥凑着耳朵说，你还是快走为好。我点点头。就在这时，有个女人站了起来，她戴着墨镜，穿一件薄呢子大衣，高跟靴子，径直走过来，原来是我前妻。原来她回到部里，掌握着这帮人，这我就放心了。我对她说：你给我根烟。她拿出烟来，吸着了放到我嘴上。我抽了一口，猛烈地呛咳起来，同时眼前阵阵发黑，赶紧取下烟来又递给她，说道：给别人吧，别糟蹋了。然后我就人事不知了。

我说过，蓝毛衣在棚子里哭过，当时她说：你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一点都不尊重我们。我赶紧安慰她说：会尊重的——不尊重我们，也得尊重国家的鞭刑。但是我心里却在想：看来他们把我们安排成了个会尾巴。所谓会尾巴，就是很不重要的议题，万一来不及进行，就推到下次会。看情形，我们要被押回医院。以后还要五点起来，灌肠导尿——导尿这件事最可怕，因为二等兵王二不经折腾，动不动就直起来，那些小护士面面相觑，然后说：老大哥，可喜可贺。她们的意思是说我这把岁数了还这样可喜可贺，但我觉得自己为老不尊，难堪得很——这些还可以忍受，还要在这个棚子里等候，不知会等到什么时候。因为有了这些细节，所以真被绑到X形架上时，我倒感到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