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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那年，她突然从这个小城消失了。我心里的难受你们肯定是能够体会的。我觉得整个平凉城都随之消失了，整个日子都随之消失了。每天，看着空空的胡同口，说了你们不要笑，我掉过大约两吨的眼泪。

再次见到她是在七年之后，也就是前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乡下中学任教。你们猜我是怎么见到她的？木子李说，在胡同口守株待兔？我说不是。那是找上门去？我说不是。她嫁到你们那个乡上？我说不是。

我说，你们根本不会想到。

一天，我去县城出差，到招待所住宿。我到总台登记了房间，拿了通知单到西三楼，服务台上却没有人。我喊了一声服务员，有人在卫生间应了一声“等一下”。等她出来，我就怔住了。那玉红！当时的那种感觉啊，真是难以形容。当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叫那玉红。那玉红是在她走近我之后我才知道的。在她的胸牌上，我无限幸福地看到了“那玉红”三个字，三个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汉字。她摔着手上的水珠，去服务室拿了钥匙，向我走来，仍然高挺着胸脯，仍然是制服，只不过把当年的邮电服换成了绛红色。当她和我近在咫尺的时候，当她把钥匙插进锁孔开门的时候，我的那个心里啊……

然后，她给我提来了一壶水，很客气地冲我笑了一下，当年的傲慢还在，但已不再锋利，相反有一种沧桑的温暖。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第一次看到她笑。我板结的记忆开始活起来，被这一笑，被这一声“等一下”打开一个口子，新的东西争先恐后地涌进来。我伫立在窗前，望着当年那个多情的胡同，慢慢消化着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发出许多人生慨叹。平静下来后，我想，她怎么在这种地方工作？每天给客人提水，给楼道保洁，打扫臭气熏天的房间？而且在专供平民住的西楼，到总台也好啊，到东楼为那些大官服务也好啊。可转念一想，如果她在东楼，我们不是就无缘相见了吗？

而我为自己住到西楼感到极没面子。西楼是个标签，它强制地体现着你的身份和地位。但后来一想，她压根儿就不认识你啊，所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楼房间里没有电话，我没事就到楼层服务台打电话。尽量找那些有地位的人聊天，尽量把事情说得十分重大。我牛头不对马嘴地给对方说，个人出差么，没有必要住那么贵的房间。

我是多么虚伪啊。

再后来，我向她要过针线包，要过无数次的电话本，没事找事地问过当地的一些情况。等等。她也一一作答，但骨子里还是不倒的傲慢。有时尽管做出那种职业的微笑，但从来不让微笑从眼角和嘴角走远一步。就是说她始终没有脱下那件高傲的紧身衣。但有一点必须声明，她的这种高傲和冷美是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就像贵族一样。绝不像有些女人一样是装出来的。

但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她现在的高傲毕竟已经成为一种若隐若现的底色，你已经能够从她身上体会到更多的随和与经历一切之后的安详与平和。

自然，以后的日子里，我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县城出差，当然更多的是私差。同样每一次都要住到西楼，而且要求到三楼。如果当时三楼没有房间，那么我会在第二天换到三楼，我的理由是三楼安静。我是一个“作家”，需要安静。

有一天，我找了一个理由让县委宣传部的部长来我房间。我说我给他带了些特产，找不到家，到办公室又不方便。可以想象宣传部部长的到来为我增添了多少面子。将部长送走，上楼梯的时候，我特意留心了一下她，她的目光中确实有了几分重新打量的意思。我为此很得意。

一次我向她要墨水时，她比较深入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个记者？目光中带着赏识。我说，小小不言。她像是没有听懂我的话，抿着嘴向我点了点头。但再没有第二句。而我已是十分的满足，十分的荣耀了，回去躺在床上，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甜蜜在融化，它的名字叫“实现”，叫“受宠若惊”。

第二天，我数了数身上的钱，只够买一张返程票了，不得不撤了。我无比精心地收拾了房间，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床单拽得平平整整，把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退房。

当我退了房就要离去时，没有想到她冲我微笑了一下，用一种很瓷的声音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我的心一下子甜透了，问，什么地方？

她说想不起来了。

我说那就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