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第5/11页）

我在访问中问过松村武，他们在临州究竟要搜捕什么人。他说他也不知道，对一般士兵来说，这样的搜捕就意味着开杀戒，见谁杀谁，逮谁并不重要。我还问过大院的具体位置，他说记不清了，他连临州在哪儿都记不清了。我问他是否认识西垣秀次，他说不知道。我说西垣是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松村说那就是“北特警”的人了，更不会认识，北特警在涉县围剿以后立即受到了改编，那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西跨院不算大，一间南房实际是大院南房的延伸套间，门上挂着一把很大的锁。西墙根有井，上面盖着沉重的水泥井盖，墙底长着数根细草，壁上生了一片苔藓。白云苍狗，地远天差，一切都变了模样。然而细观墙上那些棱角巳失的凹陷，辨认出竟为当年浄狞可怖的弹痕时，便让人在静谧中嗅出了昔曰的血腥，看到了游荡在小院中的一个个无辜冤魂。

我掀了掀井盖，太重，向胖子请求援助，他找来根铁棍，三下两下就把井盖移开了。几颗头凑在一起朝下望。这视觉角度当是五十二年前松村武的视觉角度，无见鲜红的井水，只见破烂的垃圾。井不深，最多不过三米，亦无水，想必是后来有人用土填过。大家对井里的内容都很失望。

退后几步，我掏出相机，拍了几张老屋与水井的照片，然后走出了旧当铺的大门。我再一次回望那神秘与苍凉，两个鬼子对它的不同经历和感觉使人除了感到诧异外更感到了岁月隐隐发生的裂变和由此产生的一片空空荡荡的冷清以及相距相隔的陌生。

五程士元的家在很背的一条小巷里。迈进程家的小院，见一个女人在树下拐线，“工”字型的木框在她手里灵活地拐来拐去，那些细棉线便有条不紊地缠绕在了上面，她像是在耍杂技。她先跟我打招呼，很熟稔的，问我吃了没有。我想现在已是下午，她问的想必是中午饭，就说吃了。我问是不是程士元老先生的家，她说没错，并转过身去从壶里给我倒了一碗茶。我问她弄这些线做什么用，她说织布。这时我才听见西屋的织布机一直在哐哐哐地响。女人说那是她婆婆在织，她婆婆两天就能织一匹布，快手哩。我问她织这些粗布做什么用，她突然停止了拐线问我：你不是外贸上来验布的？我说不是，她的脸就有些冷。

我说，我来找程士元。

她说，程士元是她公公，中午喝了点酒，正睡午觉，怕一时半晌醒不了。

我说，那我就等。

太阳偏西，北屋门帘一动，有个老头从里面走出来。女人说，爸，有人找你。

程士元问，打哪儿来？

我赶紧接上说，打日本。

程士元走下台阶问，有事？

我说打听一个人，史国章。

程士元说，史国章是汉奸，早死了。

我说，那就给我讲讲史国章的事。

程士元说，敢情日本也搞内查外调哇。

我把西垣秀次给我的银筷子拿出来让程士元看，我说，这个日本人天天吃饭用这双筷子，用了五十年了，他很看重送筷子的这个人。

程士元把筷子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这是一双民间使用的普通银筷子，一头尖，一头方，用链子连着，方的一端一支上刻着：警备队少'佐西垣秀次；另一支上刻着：河北临州保安队队长史国章。程士元看了半天筷子说，不错，这是赵寿祥的手艺，他打的银器都有记号。说着老汉指给我看，在筷子的方形尖端有两个相套的双圆印痕。程士元又走进西屋，捋下老伴手上的镯拿出来给我看，镯的内侧也有双圆印痕。程士元说，筷子是赵银匠所制无疑，是出自临州的物件，看来鬼子没有妄说。

我问史国章死于何时何地。

程士元说，1943年5月被日本人杀死在涉县城隍庙，死法很特殊，是用刀剐了的。

我问他是否搞错。

他说没有。

我问当时在城隍庙杀了几人。

程士元说凌迟者只有史国章一人。

我问史国章有无后代。

程士元说史国章是外乡人，来无踪去无影，无根无基，有后代也无人查找。

我问史国章的死可有凭证。

程士元说死人要何凭证，那年月死的多了，上哪儿要凭证去？找谁要凭证去？

我说史国章死得蹊踐。

程士元说死便死了，有何溪晓。

我说史国章是汉奸，鬼子将汉奸凌迟处死，不合情理。

程士元说日本人向来不讲情理，5月14日临州近千无辜者死于一旦，之中有什么情理。

我说鬼子为什么要杀汉奸？

程士元说鬼子为什么不能杀汉奸，狗与狗之间的事用人的道理没法解释。

谈及五十多年前的那场屠杀，程士元很激动。他说那天是农历四月十一，是他舅爷的生日，他先一天随母亲回娘家祝寿，这才幸免于难。听说临城发生变故，当日不敢回家，三天过后随着母亲跌跌撞撞赶回临州，临州已面目皆非，除了焦土便是血腥。街上触目皆是尸体，斩去手脚的，砍作两截的，无首的，穿胸的，横七竖八倒卧在血泊中。当铺的台阶上齐刷刷摆了二三十个，几排人头，地上的血有寸厚……在那场灾难中，除了他与母亲幸存，全家十七口，全部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