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第8/11页）

我的努力是徒劳的。红色的5月14日星期日下面依旧是'片仓白。

葛小利丈夫说得去找印泥。他拿着木章跑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葛小利和我。

她说你不相信我。

我说我谁都信，只要你拿出充分证据。

她说我看得出你不相信。

我说史国章是汉奸。

她说知道。

我说西垣秀次是鬼子。

她说知道。

我说你们通过汉奸的渠道去找鬼子，接受鬼子的馈赠，不怕别人有看法，尤其在这有过血案的临州。

她说这是老辈的事情，老辈的恩怨老辈去了结，我们不能替老辈背黑锅，替老辈偿还民族恨一类的债务。

我说没有还债的责任却有受惠的权利，你这个葛小利啊，想把便宜往完里沾呢。

她说你这人说话太刻薄，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今天是鬼子找汉奸，不是汉奸找鬼子。

我说当然，问题是出现了冒牌汉奸，连这东西都有假冒伪少本口另广口口。

葛小利的丈夫举着章进来了，说是跑了大半条街才在卖筐笼的土产店里找到红印泥，他是沾饱了才回来的。说着在台历上使劲地砸了下去。

我看着半截章子连同手指均被染成红色，已料想出会砸出一种什么效果。果然，印章抬起，竟将那页台历也沾下来，揭幵来看，是一片模糊，正如史国章本人。

男的说再来！又啪啪啪一连几下。终于纸上显出几个羞怯怯的小字，细看是：

刘国良。

都无话可说，只那男的仍坚持那篆字就是史国章。

我站起身准备送客了。

葛小利临出门又转过身来说可否向西垣那边通融一下。

望着被风吹落到地上的5月14日红色台历，望着上面如血的印痕，我说何苦。

七在临州火车站，被一干部模样的在站台上拦住，说是姓张，受有关部门之托前来送行。从谈话中可以感到，老张对我在临州的活动已了如指掌。他说因知道得晚，招待不周，又说临州的敌伪档案有限，“文革”时被造反派付之一炬，已荡然无存。昨晚上级已责他查过旧县志，有关史国章情况竟无只字记载。如若时间宽裕，他可陪我去地区查档，或许能有线索。

我说一区区汉奸，何需兴师动众，不过是某鬼子一时心血来潮想翻旧账罢了。

幵车铃响，我登上车。老张变戏法儿般变出两大兜土特产来，其中有酒。老张没头没脑地塞给我，我说这是怎么说，老张说东西不值钱都是临州的产品，一包给你，一包给鬼子，让鬼子品品临州的老味儿，或许怀旧情绪难抑，想来临州投资办厂什么的也未可知。如若那样，临州将为他大开方便之门。

火车幵动，我抱着两大包东西站立不稳地倚在两车连接处。

老张在下面热烈地挥手道别，一再叮嘱请再来！好像我们是熟识已久的朋友。

我总觉着有什么遗漏，火车开出两站地，我才猛然醒悟忘了问一件大事：我叔父的下落。

回到东京，我没有急于见西垣秀次，而是一头扎进了资料室，我要在1943年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的变化中寻出解决谜团的蛛丝马迹。

宽大的资料室里，除了空凋机的嗡嗡声就是我翻阅纸页的声音，年老的女资料员尽职尽责地陪伴着我，不声不响地坐在房间的一隅。

有时她会走过来，善意地冲我一笑，在我桌前放一碗冰镇的麦茶，有时她会提醒我该下班了，查找半截的资料她可代为保存。我看表，时间已超过四十分钟，便满是歉意地赶紧收拾摊子。

华北肃正作战是日军在中国的重要战场之一，由于涉及地区广阔，兵力复杂、分散，参战部队的番号和任务变换频繁，资料十分零碎，查阅十分困难。西垣秀次所在的华北派遣宪兵队又称华北特别警备队，人称“北特警”，司令官为野音二郎。这是一支“专门破坏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组织的特工部队”，所选人员都是日军各部精英，总部设有“特高课”从事谍报工作。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有一份“肃正作战”前的会议纪要，会议上明确指出“共产党、八路军是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提出“只有打破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的共产党组织，才是华北治安肃正作战的根本”。为完成这个战略目标，除各宪兵队分队组成情报网以外，还将一批宪兵配属一线兵团，分布于占领区二百多个县城和三百多处主要据点，与情报网随时保持密切联系。具体措施一二三四……部署之严密足令“立足于军政党民的共产党组织”插翅难逃。

但是严密布局下的庞大作战结局竟然出现了“未获战果，只获取了八路的少量遗弃物资”这一戏剧性结局，这无异于给北特警、特高课们脸上抹了几道滑稽的油彩，使前面的一切行动都变得毫无意义，变得做戏般的假模假式。如一只窥探猎物巳久的虎，兜了无数个圈子终向猎物扑去时，才发现那只是一个散着猎物体温的空巢。恼怒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必要的报复外，在1943年8月24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陆甲第81号命令，改变北特警的编制，由原来的2595人减为970人。这次大清洗，临州的北特警人员无一人留用，除了西垣秀次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