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第9/12页）

1994年，我写了两篇小说同时发表在《延河》杂志上，一为《学车轶事》，一为《本是同根生》。我请《小说评论》的主编李星先生为这两篇东西作个短评，李星在评论中坦诚地写道：“叶广芩好像是要给喜欢概括、喜欢抽象、喜欢将复杂的创作现象简单化的评论者出难题，她故意将大俗和大雅的东西联抉推出，让你难以把握哪个更代表真实的叶广芩。”是的，的确是让朋友为难了。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何以能写出《学车轶事》这样很通俗、很平民化的反映社会底层的作品，何以就“获得了一个认识社会各阶层真实生活状况的视角，给读者提供一个认识当今市井社会真实面貌的窗口”，我想，这怕是不了解我生活的另一面的缘故。

话又说回来，父母亲的结合，于贫困出身的母亲来说，不是幸福，是个一生的悲剧。

1995年清明，我母亲所出的四个子女将父母的骨灰安葬在北京香山东麓法海寺旁的山坡上。墓地周围满是桃林，那时漫山的树，枝叶未绿，粉艳的花已将半山遮严。透过花丛，可以看见秀丽的玉泉山古塔和碧绿的昆明湖水。这片山紫水明、景致优美的处所是父亲生前所喜爱的，他在1924年写的一篇笔记中详尽地描述过这个地方。当然，在他滞留于法海寺，陶醉于香山“春云如粉，春雨如丝”的绚丽时，绝不会想到这里就是他将来永眠的墓地。他的另外两位妻子，我们的另外两位母亲大概也知道这里，甚至有可能随父亲来过，家中保存的大量他们游览西山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可能。来过也罢，没来过也罢，都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们的骨殖并未葬在这里，而早已随着祖坟的失去而荡然无存，在此与父亲合葬的是我的母亲，是那个在叶家多少有些被看不起的“南营房的穷丫头”。这或许是后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也是父亲众多子女间不能和睦相处，乃至老死誓不往来的原因之一。

在合葬父母的那个温暖的春日，我们将父母的骨灰轻轻放入穴中，与他们作最后的告别。墓穴渐渐封严，透过越来越小的缝隙，我向穴中望了最后一眼，母亲在父亲身后站立着，巳昏暗得看不清所以然。

我听到一声重重的叹息，它来自母亲。

谁都有过人生的辉煌，在这鲜花环绕的墓地，我试图找到母亲的辉煌。

这似乎很难。

I母亲生时，我曾与她谈论过辉煌的话题，以她的看法，她^的定亲与出嫁当是她生涯中最鲜亮的一笔了。

3旧时，北京人结婚，堪称繁杂的时期当是清末到民国的几十年，仅婚前的繁文缛节就让人难以一一说清。古语有“六礼I已成，尚未合卺”一说，“六礼”所含“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母亲说大宅门的叶家仅“放定”就放了两回，先放小定，又放大定，亲事才算定妥。放大定时，叶家一切按照满族宅门府第的规矩，派媒人与家中掌事主妇来到齐化门外坛口母亲的家中。母亲很为那个放定的队伍而骄傲，那大约也是她一生中头一次看到那属于她的壮观和热烈。叶家是我的五婶妈去放的定，随同五婶妈而去的还有二十四个红漆描金的抬盒，由穿红吉服的抬夫们抬着。二十四个拾盒，摆了半条胡同，红了半条胡同，很是惹眼。南营房自明代起就是驻军的兵营，房屋矮小拥挤，邻居多是卖炸回头的、修脚的、戏园子扫堂的、打小鼓的……总之，净是些没见过世面的穷人。街坊们见了这隆重、这排场都以为陈家摘置了多年的姑娘许了个什么大人物，算得上这片姑娘出阁的最高档次了。殊不知，那为陈家人挣足了脸面的排场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专为让人看的摆设。我好奇地问过抬盒的内容，母亲说有染了红胭脂的活鹅一对，以代替古礼聘娶用的雁。还有花雕一坛，绸缎四匹，如意一个，戒指手镯各一对，龙凤喜饼一双，干鲜果品四碟……这些东西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过礼大帖”了。关于这个大帖，我在“文革”收拾旧物时竟意外翻出，可惜已被蠢虫侵蚀大半，断句残文，甚难辨认。今聊将可识者录之如次，以为当时风俗之证。

天地合卺坐帐交口冠带00面向喜神正东迎之大吉匚1口送亲人堂客口土木命大吉宜娶送亲人忌猪马牛三相大吉宜新人上下轿用辰时大吉口口产妇孀妇毛女不用大吉一路逢井庙孤坟用红毡遮之大吉说来也是天意，连遇井庙孤坟都要用红毡遮挡的花轿却偏偏忘了遮挡警察，而且是日本占领时期的伪警察。

民国二十八年夏日，母亲身穿大红礼服坐在花轿中顫悠悠经过齐化门时竟被警察拦住，说是要检查。官事无人敢樹，只好由人去查，所幸检看花轿内部时请出来一个女巡警，女巡警打开轿帘伸进头，将母亲的盖头掀开，惊诧地说：“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啊!”